安史之乱发生于8世纪中后期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军事政权斗争。它的爆发原因可归结为内外因素的交织。外因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位胡人将领的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唐朝并建立自己的王朝；而内因则是唐朝政治腐败、社会民生困苦等问题积累到了极点，使得安禄山与史思明得以抓住民众不满与愤怒渲泄的机会。在重新审视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

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安史之乱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但具体而言，不那么众所周知的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均田制的瓦解密切相关。

均田制，是由北魏到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农民所有，部分土地在农民死后还给官府。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词条而言，想必我们都曾在中学时学过“均田制”，而本篇文章重点要谈的是，为什么说北魏时期均田制的成功是历史的特例？为什么均田制从它诞生的时候，就决定它一定会走向瓦解？均田制的崩溃又是如何影响安史之乱的？

耕者难有其田

均田制作为北魏时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它的成功是一种历史的特例。

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有一个梦想，叫“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历史时间段里，“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乌托邦般的理想而已，贫富差距、土地兼并才是常态。均田制在北魏时期能够出现并且成功，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表示，北魏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如下几个原因。

唐长孺先生

首先，国家掌握了改革的资源。战乱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抛荒田，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中原萧条，千里无烟，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国家掌握了那些无主的田地，然后用均田制来分配给农民。

第二，唐长孺先生指出，实行均田制对于当时大小地主的既得利益并没有多大损害，他们可以通过奴婢及耕牛授田，保持广占土地。北魏均田制规定，奴婢、耕牛都可以参与均田，一户人家拥有奴婢和牛（一般最多限四头），就说明其生产力强，生产能力强，就可以多获得一些土地。我们可以想见，什么样的人拥有更多的奴婢和耕牛？毫无疑问，就是地主。所以地主在这场改革当中，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

改革和革命不一样，革命是损害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需求；而改革要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所以北魏政府的这种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广大地主阶级对于这场改革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第三，掌握政权的拓跋贵族和中原土地很少有关系。北魏是由原来代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原本的经济基础在山西的北部代京（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大同一带，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的牧场和耕地，所以均田制的推行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换句话说，拓跋贵族不反对改革，原因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原本就不在中原这一代。

这告诉我们改革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绝对地不能引发执行者队伍的抵触。也就是说改革需要“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对改革自身不能有抵触的情绪。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几乎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特点，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基本的原理。

冯太后雕像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均田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北魏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均田制在冯太后的主持之下，设计合理，张弛有度，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就体现在北魏即便灭亡了，均田制仍然被后续的王朝所继承。一直到唐朝，均田制才逐渐地走向了瓦解。

均田制为何必然瓦解？

一个改革措施，自从它出现到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能够长达数个世纪，就足以证明这个改革本身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话可说回来，正如我们开篇所说的，均田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会走向瓦解，因为它这里边有一个解决不了的核心矛盾——人口的增长与耕地的增长是不同步的。

国家形势稳定，生产力发展之后，人口的增长相当显著，耕地增长的速度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到了盛唐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据估测可能达到了六千万甚至八千万左右，此时的人口已经数倍于北魏时期。所以对于均田制来说，北魏那个时期它可以行之有效，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到了隋唐时期，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所以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土地越分越少，乃至于到最后无地可授。

唐代人口统计图（点击查看大图）

数据来源 | 《唐朝的检括户口与人口统计》

作者 | 刘叔鹤

此外，越是繁华地带，社会矛盾就越加尖锐。比如长安、洛阳附近，唐朝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限制人口的迁徙，以防范人口大量逃往偏远地区。因为一部分人在内地本来也得不到土地，这种情况之下，国家的赋税方式又是以人身为本。对于他们来说，时刻都要面临沉重的负担。此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离政府的户籍控制，逃往相对土地资源比较宽松的偏远地区去。均田制就这样开始走向了瓦解。

而均田制的瓦解伴随着另外一个过程——逃户的出现。逃户又叫做“浮逃户”，也就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农民，即黑户。他们当黑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本乡本土，他们已经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土地，而这个时候贫富差距加大，国家的税收政策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他们而言，负担过于沉重，只好逃走，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减轻自己的负担。

我们看待历史，不要总是站在官府的角度。官府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好，官府认为坏的事情也不一定坏。就逃户问题而言，对于政府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的基础就是人口，手段就是户籍管理。人口逃亡，对于国家来说，当然就是税赋方面的一大损失。可是对于农民来说，第一，逃亡，他们生活负担减轻；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不能逃往大城市旁边，他们都逃往南方等欠发达地区，间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南方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北方逃过去的大量农民，不仅自身就是劳动力，而且还带去了先进的耕作经验和先进的文化。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浮逃户与均田制的瓦解密切相关，带来的历史影响也是有利有弊。

长江流域人口密度比较表

单位 | 人／平方公里

除了上述原因外，日渐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也是均田制必然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人有智力高下、机遇好坏、体质强壮或者瘦弱，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村出现贫富差距是必然的，而贫富差距最后带来的结果一定会体现在田制之上。

很多学者在论述均田制瓦解的过程中就认为，土地兼并、农户逃亡等现象是共同造成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在《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就曾写道，“均田制的破坏是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化过程当中，和大土地所有者进攻的过程当中瓦解的”，换句话说，内外两重的原因造成了均田制的破坏。而北大历史系教授汪篯先生在《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中也提到，“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

汪篯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汪先生的眼光更加深远，他由小见大，认为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代替大族和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部曲”即私人武装，“佃客”是租地主家的地来耕种的佃农，他们和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平时给地主种地，战时则跟地主上战场）的是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

魏晋时期，由于豪强经济衰落和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通地主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速度，而“普通地主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控制大部分土地和农民的程度”，那么此时，均田制就发展建立起来了。

但是到了唐朝，尤其唐朝前期130多年当中，总的趋势是均田农民中的自耕农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日渐缩小，自耕农经济不稳定，豪强地主经济崩溃，但是普通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则迅速上升，这也带来了新的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了均田制的瓦解。

公元650年唐朝地图

姑且不提这里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均田制的出现与瓦解，的确伴随着传统意义上豪强经济的衰落与庶族地主的崛起这个问题。均田制就在这样一些不可逆转的因素作用之下走向了瓦解。

安史之乱早已注定

那么均田制给唐帝国带来哪些影响？实际上，经济基础是决定一切历史走向的最根本的因素，均田制的瓦解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府兵制的瓦解。

府兵制由西魏宇文泰所创立，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兵农合一。农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三年一检点，归军府来加以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物力资源潜力。与此同时，府兵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府兵要自备衣甲资粮和马匹，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这是因为农民享有了土地，就要对国家尽这样的义务。

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均田制瓦解了呢？均田制瓦解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当中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当府兵的经济基础，他们也加入到了逃亡的阵营当中来，最后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府兵到了后来无兵可调。

府兵的基本的架构、官制还保留着，但是府兵制度本身已经名存而实亡了。可是国家不可一日无兵，那么怎么解决兵源问题呢？

高宗时期出现了兵募制，兵募制就是国家募兵，但是兵募制实施得并不算很成功。因为在实施的过程中，由自愿入伍逐渐演变成了由乡村官吏强行摊派。《旧唐书·刘仁轨传》曾描述那些贫困人家的子弟，被乡村的官吏抓住之后，塞入到队伍里边来，是“推背即来”，也就是推着贫困子弟的背，把他们塞到军队里面来。这样的兵募，刘仁轨就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战斗积极性是相当差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自愿入伍。

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个问题依然非常非常地尖锐。偏巧此时正处于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良好，唐玄宗手中有足够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即国家花钱雇人当兵，换句话说，由义务兵役制转向了职业军人制度。起初，这样的改革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很成功。后来受到这次改革的鼓舞，在李林甫主政年代又实行了长征健儿制度。顾名思义，“健儿”指的是军人，“长征”指的是久驻边境。

在西魏宇文泰时期，府兵制有一个基本核心，这也几乎是西魏、北周、隋唐帝国的一个政治底线之一，就是要在军队的部署方面，要保持内重外轻的局面。具体而言，唐朝前期，全国数百个兵府当中，关内道——也就是长安附近兵力，占到了全国总兵府的43%左右。也就是说，国家掌握了将近半数的兵力在自己手中，将其排布在首都的附近。用这种驾重驭轻的方式，防止地方叛乱，巩固中央集权。

可是到了唐玄宗天宝时期，实施长征健儿制度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军队都是国家用钱养的，这是一种投入，有投入就必须有产出，更何况天宝时期，唐朝对外战争非常多，于是唐玄宗将全国大多数的兵力（招募来的长征健儿），交给了10个节度使加以管理。久而久之，国家的军事局面由西魏宇文泰时期内重外轻，一举转变为唐玄宗时期的外重而内轻。中央手中掌管的军队占据了绝对劣势。天宝年间，10个节度使手中甚至掌握了全国的总兵力的近90%。

安禄山画像

而这样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带来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安禄山一个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中的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与契丹和奚的作战过程当中，积攒了很多的战斗经验。这是由实战锻炼出来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用来对付中原虚弱的那些军队，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安禄山本人的野心以及安禄山与杨国忠等人的固有矛盾，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

所以实际上，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这是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是积重难返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史之乱从唐玄宗忘记历史经验，建立了募兵制度之后，就已经成为了必然，而这一切都与均田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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