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个伟大的将领，他以其独特的特质和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那伟岸的身躯和威严的气质使得他在战场上无人可挡，而具备睿智的头脑和卓越的才干则让他在政务之间游刃有余。曾国藩以他的智勇双全和完美的统治能力带领着大军，不仅收复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更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他的故事和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伟大将领的特质和品质。

本书的作者是张宏杰，他师从葛剑雄教授，获得了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和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学位，目前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民性演变过程》、《饥饿的盛世》等将近二十部专著，也是央视纪录片《楚国八百年》的总撰稿人。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讲述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从政之路，不仅为我们展现出历史中真正的曾国藩正直、清廉、智慧的圣人形象，而且也为我们展现出当时官场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为人知的潜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本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人物传记。

说起曾国藩，大家一定不陌生，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曾国藩的崛起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经济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人生导师。

我们普遍会对曾国藩会留下以上的印象，大概是因为他的清正廉洁与正直，以及他心怀天下的爱国之心，还有就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当然，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妥，这也是后人对曾国藩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这些只是曾国藩表现在外的形象，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能成就自己的伟大，还得从他内在的特质和平生的经历去分析，而本书正是从这些方面去深入地探究曾国藩性格上的特质，以及他在政治生涯中起起落落的内因。

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巴蛮”，这也是曾国藩自始至终的个性，从本书中，我们能看到巴蛮给曾国藩带去的好处，也能看到曾国藩因为巴蛮而陷入困境。当然，除了巴蛮的一面，他还热衷于受贿和行贿，甚至痴迷于神秘学。另外，本书作者也通过对曾国藩书信和其他历史文献的研究，发现了曾国藩身上的矛盾和复杂，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总之，本书为我们揭开的是一个更为全面、更为复杂的曾国藩的形象。下面，我们将通过四个方面去解读本书和曾国藩。

第一，曾国藩巴蛮的个性在军事上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曾国藩政治思维的转变。

第三，曾国藩一生的财务状况。

第四，曾国藩对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态度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巴蛮”的个性在军事上所发挥的作用。

本书的作者认为，正是曾国藩“巴蛮”的性格特征，才能让他从一个柔弱的书生迅速成长为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如果不是湖南人，我们也许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巴蛮”一词的定义，但并不知道其中表达的具体含义，它是湖南方言中一个常用的词汇，指的是为人执拗，总是黏住目标不撒手，在思想上喜欢认死理，不懂得变通，甚至有些不讲理。由此可见，巴蛮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本书中，巴蛮一词偏重于表达一个人做事执着，敢闯敢拼的个性。在官场生涯的前期，曾国藩就把这种性格特征发挥到极致。下面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在当时的表现。

1853年3月，洪秀全的太平军攻陷了南京，并把南京更名为天京，而且也把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都城。自此，太平天国就算有自己的政权了，也拉开了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与此同时，清政府派兵全力征剿，但是，由于八旗军和绿营军早已腐朽不堪，将士们久疏阵仗，远远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对阵之时总是落荒而逃。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上下一片恐慌。迫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另辟蹊径，当朝皇帝不仅鼓励地方练军，甚至还允许地方官员私自募兵。在封建王朝里，私自募兵具有超强的诱惑力，有点实力的人都想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在这样的号召下，各地官员都表现很积极，其中就包括曾国藩。

但是，募兵容易治军难，对曾国藩而言，想要组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长期以来，曾国藩任职于中央的文官系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一方面，没有在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不了解地方的民俗民情，更不了解地方官场的黑暗；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懂兵，如何征兵，如何练兵，又如何保障军队的供给，这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从后面看，我们也知道曾国藩确实组建了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实上，正是他巴蛮的个性帮了忙。我们来看看他具体怎么做。

首先是征兵。他的第一批士兵是在湖南本地招募的，征兵时，他的要求很苛刻，招来的士兵必须是天性淳朴的农民。他认为，这样的士兵能吃苦，也好管理。

其次是练兵。他在进行练兵时，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求他们全面地接受儒家礼教的教育。让军事接受礼教，此举遭到了世人的嘲笑，被人戏称是“儒生带乡奴”。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到成效了，曾国藩组建的军队，不仅战斗力强悍，而且在纪律上也非常的严明，这也成了湘军日益壮大的基础。

最后，解决了征兵和训练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军需的供应，这是个大难题。根据以往的惯例，地方军队的后勤问题应该由地方的政府来解决，那么，曾国藩的湘军自然就应该由湖南政府来负责，但是，在当时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军队的合法性。当时，清政府对私募起来的军队定性为团练，也就是说，这样的军队是体制之外的军队，不受政府的控制，因此也就成了没有名分的军队，因此，军需供应的问题还得由自己来解决。第二，清政府的腐败和拮据。一方面，由于官场的腐败，政府的办事效率非常低，另一方面，清政府当时已经处于财政赤字的危机中。综合两方面，清政府对于团练的供应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面对这样的难题，曾国藩的巴蛮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冒着牺牲政治前途的风险，屡次上书咸丰帝，逼迫皇帝授予他统领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将他的湘军合法化。在此期间，他为了让自己的工作开展更顺利，还弹劾了湖南和江西的巡抚。

当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后，湘军的军需供应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自此，曾国藩手中就掌握了一支真真正正的军队了。但是，军队建立起来了，事情并没有完，军队总归是要开往战场的。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曾国藩同样表现出巴蛮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曾国藩的军队虽然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但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不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布局上，都没有任何的参照，但对面的太平军，他们可是实实在在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不论是统领全军的将领，还是普通的士兵，都积累下丰富的作战经验，且不说石达开等人辉煌的战绩，就连在后期实力衰退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够保持着超强的战斗力。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曾国藩可是吃尽了苦头，在1854年，湘军在靖港大败，湘军水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曾国藩也因此急得差点投江殉国；1855年，石达开发动西征，湘军落荒而逃，犹如一群被饿狼驱赶的绵羊，最后只能孤守南昌城。在与太平军正面交锋的前期，曾国藩打下的败仗一箩筐，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也零落了一大半，这对他的打击是空前的。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倒下，巴蛮的个性再一次帮了他的忙。虽然他吃了那许多败仗，但他并没有灰心，仍旧不断地壮大自己的队伍，到太平天国灭亡前，湘军规模已经达到20万人，并且吸收了李鸿章、刘坤一、丁汝昌等一干名将。后来，鉴于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曾国藩还总结出一套独创的战术，用他的话说就是“结硬寨，打死仗”，具体的做法是，当太平军进攻时，加强工事，深挖战壕，严防死守，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去回应敌军的灵活战术。他的这种战术虽然看起来很被动，但实际上却很有用。我们都知道攻城容易守城难，但也得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应对。虽然太平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兵力也分散，因此，想要攻占守卫强悍的营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他们只有在对方主动出击时才能占优势，但湘军的严防死守又恰恰磨去了他们的优势，所以，经过长期拉锯战之后，他们的势力就被消耗殆尽了。1859年的安庆保卫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曾国藩的授意，曾国荃带领部下在安庆城外挖下里外两道宽五丈、深两丈的战壕，一道负责进攻，另一道则负责支援。城中的太平军多次出城，试图消灭战壕中的湘军，但由于湘军战壕的优势，太平军往往损失惨重，伤亡动辄几千人。这样一来二去，逐渐耗尽了城中太平军的力量，而湘军又继续将战壕往城边掘进，一直挖到城边上。最后，湘军在城楼下安放了炸药，炸毁城墙后，湘军便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安庆城。

在后来与太平军的对阵中，曾国藩也凭借此战术立下不少战功，也让湘军成了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力。

总的来说，在曾国藩组建军队时，以及他与太平军的对战中，都表现着巴蛮的一面，正是由于他敢闯敢干和执拗的巴蛮，他才建立以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并在平定天平天国运动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曾国藩政治思维的转变。

第二部分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是一项为人处世的哲学，人们在有求于人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很有必要向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低头，甚至有时候，就算你处在强势的一方，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得低头和折腰。但是，在政治生涯的初期，曾国藩从不会低头。

曾国藩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来也是湖南有名的大儒，也一直秉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因此，在初入官场时，他就一直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视金钱为粪土，视贪腐为仇敌，当然，他更不会私结党羽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这当然是一种优良的作风，但是，在当时的官场却不太行得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的这种优良作风，不仅让他独善其身都做不到，还差点让他断送了为官的路。说到底，这还是跟他巴蛮的个性分不开。

曾国藩进入官场不久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一蹶不振，随之也丧失了锐意进取的决心，政治倾向也越来越保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位居高层的官员们也养成了少干活，少说话，多客气的风气。这样一来，整个王朝就变成了一潭死水，有志之士也选择明哲保身。在这样的局面下，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面对汹涌而来的太平军，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天下大乱，大清王朝危在旦夕。此时的曾国藩痛心疾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国家的命运，让清政府重新振作起来。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曾国藩与众不同的一面，但是，他初衷是好的，可行动起来却遇到了麻烦。前面我们说，曾国藩在初建军队时，表现很巴蛮，甚至有一些霸道，他不仅逼迫皇帝做一些事，还弹劾自己的同僚，这就引起了皇帝和同朝官员的不满，在同僚们的挤兑下，他处处受着掣肘的力量。

除了前面我们讲过的，曾国藩还做过更加过分的事情。

1857年，曾国藩父亲过世，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是要回乡守孝的。但是，由于太平军猖獗，咸丰皇帝就极力地挽留。于是，曾国藩就借此机会狮子大开口，要求皇帝授予他湖广或江淮的督抚，甚至还威胁皇帝说，如果不给他督抚的官位，他就撂挑子不干了。而当时的咸丰帝，虽然昏庸又无能，但好歹也是大清王朝的皇帝，面对这样的威胁当然很愤怒。龙颜大怒的后果很严重，咸丰帝随即收回了曾国藩手中的兵权，并恩准他回乡守孝去。

这件事情发生后，以当时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说，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已经到头了，这也给曾国藩带去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明白的是，自己所有的作为并非出自个人的私心，而是为了朝廷和国家，但最终却得不到认可。

但是，曾国藩虽然有巴蛮的一面，但也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回乡后，他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他甚至研习《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等一些道家和佛教的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学着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自己。经过长期琢磨，最终，他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因为自己在年轻时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崇尚的是仁义礼智信的那一套，在后来掌兵后，又信奉法家的依法治国的理论，这两者的结合，难免就让思维陷入到一种僵化的状态中，做起事来难免循规蹈矩不知道变通，这种棱角分明的处事态度难免就会误伤到其他人，因此就会引起别人的排挤。在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后，他也慢慢领悟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句话蕴含的道理。后来，他又总结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官场法则，那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不要妄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整个官僚的体制，而是要把它当做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谦让，有必要的时候也得适当放下，甚至是退一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曾国藩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后来，在清政府无力招架太平军的攻势时，咸丰帝又把曾国藩带回了官场。这一次，曾国藩一改往日的风格，开始变得谦谦有礼了，也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对人对事也变得客客气气了。在他刚刚到任时，第一件事就是逐个拜访了辖内各级的官员，并且在交流过程中多用请教一词做开场，并且说话的语气也比以往柔和了许多。后来，他甚至还取消了自己专折奏事的特权。他的这个举动立马就缓和了他和咸丰帝之间的关系。

曾国藩政治风格的转变，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好处。在1860年，当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时，兼任两江总督的统帅何桂清弃城，最后被咸丰帝革职。两江总督的位子就此空缺出来。与此同时，咸丰帝的宠臣肃顺竭力推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于是，曾国藩就走马上任了，也成了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封疆大吏。

除了态度的转变，曾国藩还着重强调了利益的重要性，根据以往的经历，他发现，在政场上，唯一能够永恒存在的就是只有利益，为了利益别人会和你站同一个阵营里，有时候，为了利益别人也可以背叛你，人和事都在变，但利益永远没有变，只有利益才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因此，政治家必须好好地利用这一点，为自己拉拢更多的同盟，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他也逐渐开始接受官场的潜规则，也学会了行贿和受贿，甚至变着法子给别人好处，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他跟户部书办之间发生的一点小故事。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要到户部去报销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开支，按照当时约定成俗的规矩，曾国藩需要给户部书办拿出40万两的回扣。由于当时国库的紧张，曾国藩后来把回扣降到了8万，鉴于当时的情况，户部书办倒也爽快答应了。但是，最终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恭亲王认为，连年的战争才刚刚结束，百姓们还没有得到很好休养，如果再征收这一笔不小的军费，岂不是要了百姓的命？于是就决定不再报销这笔开支了。可这样一来，户部书办就少了8万两白银的收入。按理说，这个责任不在曾国藩，但他却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这个钱交给了书办。

曾国藩类似的举动，无疑为自己树立了威信，让他在官员们眼中成为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并且因此也收买了人心。在曾国藩看来，虽然有些人官职非常低，但总会有有求于人家的时候，收买了这些人，以后办起事来就会更加顺利。

总而言之，虽然在从政初期，曾国藩因为巴蛮的个性吃过亏，但在经过变故与自我反省后，他也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政治风格，不仅得到同僚的认可，也在清朝的官僚体制中游刃有余了，并且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那么，曾国藩的政治风格转变后，他接受了官场的潜规则，也学着行贿和受贿，那他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污吏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我们来详细地看一看曾国藩一生的财务状况。

第三部分

曾国藩虽然也贪污受贿过，但他并不是一个贪官。本书作者对曾国藩一生的财务状况做过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发现，曾国藩在出任封疆大吏后，连同正常的俸禄，再加上各种灰色的收入，他每一年的盈余就有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的白银，但是，他为官多年后，在他去世时，只有一万八千两遗产。后来，这一万八千两白银也在他的丧事中花光了。可以说，曾国藩当了大半辈子的官，最后没有落下一分钱，因此，他与贪官污吏就沾不上边了。

当然，说到这里有人就会说，这是盖棺之时算出的数字，他的收入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就已经花在了自己的奢侈生活上去了。但是，这个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做证明，曾国藩在生前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在担任封疆大吏期间，曾国藩经常以破旧的着装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且经常能从他的衣服上看到油渍，如果他是一个讲究奢华的人，他有必要穿这么寒酸吗？在饮食上，他也不喜欢讲究，他经常跟着大家吃便饭，从来不会要求下人给自己另开小灶。除了衣食住行，他也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也没有为自己修园林。

那么，他的钱究竟花在哪里了呢？事实上，从上面的一些例子我们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就比如他私自给出户部书办的8万两白银。在曾国藩的为官生涯中，类似的事情可是多得数不清，尽管他有时候也会接受别人的贿赂，但收回的远远没有送出得多。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说曾国藩的受贿。尽管他接受过别人的贿赂，而且他也许并不需要这笔钱，但有时候也是不得已，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如果不接受贿赂而给别人办了事，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

总之，在为官期间，尽管曾国藩每年的俸禄很可观，也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别人的贿赂，但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又不得不散尽自己的家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对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态度。

第四部分

我们先谈谈神秘文化。何为神秘文化呢？无非就是看相、算命、看风水。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不就是彻头彻尾的封建迷信吗？这似乎跟曾国藩一贯的形象一点也不搭边。然而，事实上，曾国藩不仅对神秘文化感兴趣，而且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还专门系统化地研究过。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围剿太平军期间，曾国藩曾经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兵工厂。后来，随着太平军的败退，曾国藩就打算把兵工厂迁往南京去，并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规模，这样一来，曾国藩就需要懂洋务的人到国外去买机器，于是他就发榜文招募。榜文到处，果然引来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名字叫容闳，接受过系统化的西方传教士教育，在后来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当他们见面时，容闳已经剪掉了清朝时期的长辫子，留着一头短发。但曾国藩看到他的时候一点也不在意，而是面带笑容地观察着他。曾国藩观察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开始说话，并希望容闳能做自己手下的军事将领。这是个什么情况呢？事实上，曾国藩是在给容闳相面，他认为，容闳其人浓眉大眼，器宇轩昂，是个领兵打仗的好苗子，因此，他就希望容闳能够成为他手下的将领。那么，曾国藩的相面到底准不准呢？这个确实不好说，但容闳最终虽然并没有做将军，可也不辱使命，他不仅给曾国藩搞定了那一批机器，而且也帮着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在神秘文化上，曾国藩不仅擅长给别人相面，还热衷于算命和风水学，甚至还非常迷信鬼神学。那么，对于他对神秘学的痴迷，我们该怎么评价呢？如果想要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还得把这些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去讨论。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神秘文化虽然不是能拿上台面的东西，但也不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只能说它是一门让人似懂非懂的学问。曾国藩不排斥神秘文化，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那些看不懂或者看不惯的事物能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就像他对待容闳的短头发一样。另外，从他对神秘文化的痴迷我们也能看得出，曾国藩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

说到这里就说到了曾国藩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上，事实上，在当时，曾国藩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也是似懂非懂的，但是，由于他的包容和求知欲，对于曾经伤害过中国人民的先进技术也并不排斥，而且，虽然他不懂，但他却会指派懂得的人去加以利用，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对以后发起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最终也成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神秘文化的痴迷，并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封建迷信，而是他内在的包容和求知欲望所使然，正是由于他的包容和求知欲，才让他这样一个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封建官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往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结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的解读，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由于巴蛮的个性，曾国藩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不仅平定了太平天国，也成了晚清时期重要的军事力量，但也正是因为他巴蛮的个性，让他险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但他却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最终又站在了历史的高位，并且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在为官期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已时也会行贿和受贿，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另外，曾国藩的包容和求知欲，不仅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在近代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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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董浩读书app创始人、《粉丝经济学》作者吴高远先生（网名五哥）原创撰稿。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