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古代中国思想家，他提倡平等、博爱、功利主义和平崛起的理念，却在历史长河中被低估。人们更多地聚焦于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而对墨家的价值却常常被忽视或误解。然而，重新审视墨子的理念，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和平发展等方面，墨子的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在先秦时期，儒家和墨家可谓两门显学，但是后者在后世逐渐湮没无闻。其创始人墨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主张，他思想中的兼爱、非攻、逻辑学等因素，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西方思想的某些对应物，为此日本哲学家铃木大拙甚至断言，如果墨子出现在更为理想主义、更具想象力、更具宗教性的民族里，或许可以发育为类似基督教一样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将通过他的论述，走近这一位伟大的先哲。
墨子的家乡似乎在南方，而非北方，像所有国中饱学之士一样，他也曾担任过官职。由于后世的散佚，通行本《墨子》仅存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似乎都是墨子去世后由其门徒编撰。各篇脱漏错乱之处甚多，甚至往往不堪卒读，其文义已然不可考。不少学者花费心力校读，可惜收效甚微。《墨子》文义通顺的部分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其作者清晰的逻辑性——这在中国哲学家中是极不寻常的。
墨子的理想是普天下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这些观点有多么现代。他宣称，圣人之务在于平天下之乱，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乱何自起”？墨子回答“起不相爱”：
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兼爱、非攻原则如何自圆其说？墨子指出，判断某一学说是否成立，其标准有三（“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用之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
墨子顺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论证。上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它创造出日月星辰，规定它们的运行轨迹，使四时春夏秋冬，不违物候，“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来自于上天的馈赠么？所有这些馈赠难道不是无差别地给予每个人么？由此可见，上天必然是爱与正义的来源，而在大地上的凡人，其责任便在于听从上天意志，躬行兼爱与非攻。
这难道不也是古代圣王所行之事与所传之学吗？
日常经验也教给我们同样的事情。“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是为兼相爱，交相利。
如果我们将“兼相爱、交相利”推广为治国原则，必将出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盛况。上行下效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墨子举例：楚灵王喜欢大臣细腰，结果满朝文武大臣，皆辛苦节食，“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越王句践好士之勇，越国的年轻人便皆尚武，不怕赴汤蹈火。设若君臣推行上天的“兼而爱之”精神，全国上下必将风行草偃，不敢有丝毫依违，普天下的兼爱非攻则指日可待。
不过墨子学说的真正要旨似乎更在于功效主义方面，而非其人道主义方面。这可以从他的经济观窥得端倪。墨子的经济观曾遭到儒家的猛烈抨击，这也造成了墨子学说彻底失传。
墨子极为反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等传统，还认为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纳妾）等方面都应该节制，因为这些都是食利阶层的非生产性消费，纯属对财富的浪费。要提升百姓的真正福祉，就不该鼓励奢靡与排场，而在于财富的生产。
蓄私习俗很自然地造成了“天下之男多寡无妻”，最终严重影响人口数量（“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所以饶有意味的是，我们看到墨子反对蓄私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功利的考量，而非道德上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墨子也反对儒家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中国人对祖先始终怀有深切的敬畏之情，从不失掉一切慎终追远的公开机会。因此，中国人自然特别重视丧礼，无论贫贱，都不遗余力地大肆操办丧礼，以对逝者表达最深的哀思。中国人现在办丧事时甚至还会出钱雇人哭丧。古代的中国人或许不会这么做，至少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任何线索。但是，为父母服丧三年被古人视为至高的孝道。在三年守孝期，孝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辞去所有官职，不参与任何商业交易和公共或私人的节庆。他们像囚徒或修道士一样拘系在家，“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全心全意怀念逝者。儒家对于服丧三年大体上持提倡的态度，而墨子却对之进行了猛烈批驳。（见《墨子·节葬》）
图为职业哭丧人
墨子的反对意见整体而言是言之有据的。他指出，丧葬是一种非生产性的事务，在它上面浪费如此巨大的财富实在不可取：厚葬久丧有害于政事运行，也阻碍了工农商业的发展。办理丧事时，“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如此对待一副尸体，从其实用性来考量的话，纯属多余。墨子是一位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拒绝任何过度的情感流露。他愿意对情感留有一份敬意，但是他不能接受为了情感，而将私人乃至国家财富挥霍无度。
由此，无怪乎墨子也反对音乐，尤其强烈谴责战争。在墨子看来，音乐不能够给国家添加一丝一毫的财富，而战争则尤为可憎，因为它导致工商业停滞，“竭天下百姓之财用”，“百姓死者，不可胜数”，是彻底的不仁不义。可以这样说，任何东西，凡是有害于国家和平与生产的，都会遭到墨子无情的抨击。
当时流行的宿命论也难逃墨子的厉声谴责。在墨子看来，宿命论是对工农商业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极大阻碍。如果百姓盲信所谓命运，他们就没有动力去工作、创造财富，也无心于维系天下和平。每个人只会消极被动，听任万事万物受到宿命的摆布。墨子在骨子里是一位饱含热情、勤勉生活的倡行者。在墨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人心灵中的实用倾向如何被过分强调，而同时对礼仪的热爱又是如何被牺牲掉的。
最后，“天”的观念在墨子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英文词义是heaven，但有时又在基督教意义上被译为God（上帝）。基督教的上帝和墨子的天，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基督教中，上帝概念是最为首要的，对上帝的崇拜是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而墨子则将首要地位给予实用主义，只是因为在践行实用主义的时候，天（上帝）观念才成为一种必须。墨子的天的观念与兼爱学说之间的联系，与基督教思想是如此相似，这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玩味的。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讲述中国思想的宗教方面时进一步探讨这个有趣的巧合。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作 者：铃木大拙 著
“世界禅者”铃木大拙的中国哲学史，
首次中文译本问世，
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二星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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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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