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减少了约80个土司,但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顺利进行的。如果改土归流能够和平地实施,那么就不会拖到清朝大规模推动时了。由于清朝改土归流规模巨大,导致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对此进行反抗。清朝便以武力镇压,包括大小金川之战、苗疆之战、瞻对之战等在内。苗疆之战可以看作清朝在改土归流中进行的典型战争。
一,改土归流和和苗疆的开辟
改土归流在贵州一带遇到的阻力是最大的,这和贵州的特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成分有关。在地理环境上,贵州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是鞭长莫及。而贵州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除了苗族之外,还有大量的侗族、彝族等。
早在明朝时期,为了削弱贵州的土司,发动了“思州之战”“播州之役”和“水东之役”,消灭了贵州高原上的三大土司。到清初,又消灭了水西土司,使得贵州的四大土司都成为了历史。然而,改土归流在“苗疆”推进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元朝时期的贵州土司分布
贵州是遏制西南的战略要地,云贵总督鄂尔泰曾说“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若不改土归流,三省交接皆受其扰”。因此,雍正帝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非常坚决,不惜用重兵。
清朝将贵州新开辟出来的土地称之为“苗疆”,或者“新疆”。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清军大举进攻苗岭“化外生苗”地区,最终设立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合称“新疆六厅”。新开辟的土地规模非常大,“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贵州是清朝在“改土归流”中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此后,清朝在黔东南驻扎了6000人,后来增加到了15000人。
然而,改土归流破坏了当地苗族土司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古以来的特权,因而蠢蠢欲动。而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勒令“夷人”放弃祖传的服装发式,加重赋税,土地兼并,加重社会矛盾。因此,苗乱就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爆发了。
二,平定古州苗乱:改土归流不可逆转
1734年,贵州黎平人包利在古州以“苗王出世”号召苗民反清。第二年,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地区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拥而起,聚众2万余人。古州总兵研勋率兵镇压,苗民大败。于是包利又转移到台江,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随后,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等下令古州、清江(剑河)的几百清军前往镇压。然而,苗民反而包围了台拱番招坉汛城。于是元展成调集5000人去解围,结果在半路被苗民包围。之后,苗民攻占了凯里、黄平、余庆等地,向镇远、思州等府推进。
苗王庙
事态发生后,雍正帝立即调动6省2万余清军进入贵州平叛。然而,清军在贵州并未迅速平定叛乱,苗民趁机进攻清军空虚的营寨,叛乱范围涉及整个黔东南。在这个关键时候,雍正帝去世了,乾隆帝上台。这是乾隆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他将平定苗乱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
当时,朝廷的许多大臣攻击鄂尔泰,主张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提出放弃“苗疆”,实际上雍正晚年也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乾隆继位后,首先将主张放弃苗疆的大臣张照拿下,给他安上一个“假传圣旨”的大罪,说雍正帝“绝无放弃苗疆之意”。如此,朝廷大臣就不敢反对乾隆帝了。
苗人武士
随后,乾隆任用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并将元展成、董芳、哈元生等革职拿问。为了规范清军纪律,乾隆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提倡以德济威,以争取民心。在平叛方略上,采取先安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年十二月,张广泗在凯里兵分三路挺进苗疆,总兵力达到了1.2万人。三路清军以围攻的方式对清江发动了进攻。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苗民不断失利。清军在年底就攻破了几十个较大的苗寨,苗民死伤惨重。1736年三月,清军已经攻破了200座苗寨,包利被迫退守雷公山。
雷公山
雷公山盘亘数百里,是贵州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地势崎岖、森林密布。包利将雷公山的道路挖断,以图据守。张广泗则扼守各个路口,然而四面搜剿。到四月,包利被俘,苗民士气大落。五月,清军结束了雷公山之战。到九月,清军平定了整个苗疆。
平定苗乱后,乾隆下令“永除新疆苗赋”,以安定苗疆。除此,乾隆还规定“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如此则为“以苗治苗”。对于派遣到苗疆的官吏,乾隆必定严加审核,一定要选择清官前往,以免激烈阶级矛盾。乾隆还在贵州推行屯田政策,大大减轻了苗民的负担。此后,苗疆平定了大约60年的时间。
三,钱嘉苗疆起义:盛世走向了结束
乾隆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大大小小的民变,清朝的统治危机四起。在贵州和湖南交界的武陵山一带,由于官僚地主侵占土地太多,导致地方矛盾非常尖锐,例如湖南永绥厅最初“环城外寸地皆苗”,乾隆年间已“尽占为民地”,使得苗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苗民沦为了佃户,就需要承担更高的地租。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就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试图恢复到改土归流之前的时代。
贵州松桃苗王城
1795年,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四日,松桃石柳邓、永绥石三保、凤凰吴陇登和吴天半、乾州吴八月等秘密集会。约定在二月初六起义。然而消息走漏,石柳邓被迫提前起义,直接带领苗民围攻松桃厅正大营,随后武陵山一带的苗民蜂起响应,苗疆大震。此次苗乱,也是一次农民起义,其性质和之前的古州苗乱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可以称之为“义军”。
二月,乾隆立即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等带兵出征,又下令四川总督带兵阻挡义军挺进湖北和其他地方的义军会合。三月,福康安调集湘、黔、川、滇四省2万军队开进武陵山。石柳邓利用武陵山的地形与清军周旋,打游击战,所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
清军则四面围剿,石柳邓部腹背受敌,被迫带领主力进入湖南,和石三保会师。随后,福宁带领6000军队进入湖南围剿,但是遭到了苗民阻击,全军覆没。这年八月,各地义军在乾州建立政权,以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开始大规模发动进攻。
福康安面对义军咄咄逼人的气势,采取了“设法离间,用计解散”的方案。他将立场不稳定的吴陇登作为拉拢对象,吴陇登暗中投降清朝。十月,他将吴八月缚送福康安军营,许多义军首领也相继降清,于是苗民起义转入了低潮。
1796年,名将福康安去世,但是清军的四川、湖南、陕西爆发了农民起义,清军兵力被分散,石柳邓于是辅立吴廷义为吴王。然而不久,石三保被俘,石柳邓被迫撤离乾州,转移到平陇。九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兵分四路,进攻平陇,经过3个月的激战,最终攻克平陇,于是苗疆之乱暂时被平定,吴廷义被俘,清军主力开始调到他省。
当年,清朝出台了“善后六条”,提出“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以缓解苗疆的矛盾。然而清朝地方官员并未认为执行“善后六条”,使得小规模的苗乱依然存在。为此,清朝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在苗疆险要处大规模建设碉堡,对苗疆进行切割。
此后,苗乱虽然时有发生,但是规模远不及之前。1806年,永绥厅苗民石宗四率数千人起义,被清军击败,损失2000多人。至此,武陵山一带的起义彻底平定了。
古州苗乱和乾嘉苗民起义的平定,证明了历史总要向前进,不可能倒回到之前的时代了。清朝平定苗疆,有利于地区的安定,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两次苗乱也反映了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上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这些都是清朝应该去反思的地方。然而,乾隆去世,清朝由盛转衰,清朝的战争机器也停下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到来,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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