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每当你想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拥有那么多优越的条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现实，才是文艺的源泉

或许有人会说，几十块的买张电影票，就是为了轻松，为什么非要去看那些沉重的东西呢？高高兴兴进去，快快乐乐出来，不好吗？或许也有人会说，电影是最烧钱的艺术，不考虑市场需求，能行吗？

我无力对这些问题一一回应，但我想说的是，多元才是艺术生态的生命力的呈现，无论是对电影技术的发展，还是对叙事方式的开掘，抑或是对现实的洞察，等等，只要有一个方面做得好，都值得肯定。并且，人作为人，不仅有轻松愉悦的需要，更有深刻庄严的需要，前者是人之为人的装饰，而后者才是人之为人的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宝强导演的《八角笼中》是一部让人惊喜之作。

《八角笼中》将2017年引起热议的“格斗孤儿”事件搬上大银幕，直面现实，呈现悲苦底层的勇气令人倾佩，故事的完成度较高，起承转合都比较到位，对有过像大凉山孩子一样的艰辛生活经历的人，会很容易催泪。

一个社会能否搞好底层百姓的福利，考验着这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和福利制度；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否去替底层发声，考验着这个文艺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在电影中，向腾辉说，“这些孩子，除了我，连骗他们的人都没有。”大泷山的孩子们，生活贫困，没有上学，有的甚至还是孤儿，挣扎着生存，为着基本的温饱，游走在犯罪的边缘。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电影没有也无意对其进行分析，只是将其进行了略微的呈现，就是马虎、苏木一家的呈现，姐姐卧病在床，还收养了几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生活仅仅靠姐姐的手工，还有马虎他们在公路上设路障，拦路抢劫过路车辆来维持。在向腾辉去马虎家要赔偿两车沙子的800元时，屋外是4个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衣服裹着厚厚的泥土；这是一个男的慌张地从姐姐的房间跑出来，苏木要追上去打，以为是来要账的，而姐姐说，是来送土豆的。这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情节，但如果了解大凉山的一些新闻，曾经，那里吸毒、贩毒、卖淫等案件，发生的比率要比国内其它地方高很多。

“生如野草，不屈不挠”，这是电影中格斗少年们在训练时喊的口号。有人曾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在我们常规的话语中，常常把贫穷落后与人的懒惰不上进等同。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两位作者通过他们15年来深入五大洲18个贫困人口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从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等等多个方面，探究贫困的根源。他们指出，贫穷的人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成，而无法正确决策；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而只能及时行乐；缺乏向上的路径，而自怨自艾。而仅有的福利，在温饱之外，不能有更多的帮助；贫乏的教育，仅仅够识字算数，缺乏发展的技能培训。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呈现了这些贫苦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因此，当他们在向腾辉的训练下，可以用格斗来赚钱养家，甚至能改变命运时，他们就像溺水之人抓住了一个浮标，用尽全力，不惧艰辛。2018年，一则“冰花男孩”的视频让我们注意到，有的孩子，不到十岁，就要早早起来，步行4.5公里的山路去上学。让我们知道，求学之路对有的孩子来说，竟然如此艰辛。

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现实中这些孩子从“恩波格斗俱乐部”走出了数百名孩子，有的经商，有的成为特警，有的成为散打冠军。这也就说明，当这些孩子有合适的发展路径时，都可以成为有用之才，改变贫穷的命运。而社会，在进行福利或慈善活动时，是否也应该多多着眼这些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适当培养一技之长，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乌合之众，矛头指错方向

《八角笼中》有意将矛盾聚焦为向腾辉与黑心商人、不良媒体和社会舆论，这固然是由于电影叙事的需要，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更深刻更沉重的矛盾。

和现实中一样，是舆论将“格斗孤儿”推向风口浪尖的，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电影着力刻画这一矛盾，并以向腾辉接受电视台的专访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在电视专访时，他翘着二郎腿，直面观众，表情不屑，甚至有些刻意地挑起观众对他的批评和责骂，以此引起舆论进一步的关注，从而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电影名为“八角笼中”，不仅仅是马虎、苏木等大泷山的孤儿们身处生存的八角笼中，为更好的生活，向对手，更向命运挥出拳，踢出腿。其实，也是教练向腾辉向命运和世道发出的抗争，从被人陷害误服兴奋剂，到现在成为众矢之的，他一直都只能选择承受。直到他知道，苏木和马虎因为在新的俱乐部被逼吃药，不服被打，苏木被打伤腿，马虎重操旧业，拦路抢劫。这时他才明白川剧变脸变脸给他的启示，只有奋起反击，才有胜利的可能，选择承受，就只能堕入深渊。

所以，他直面之前曾躲避的媒体，聚光灯照在他身上，记者咄咄逼人，他身体放松，摆好架势，做好了格斗的准备。直到他挑起观众的情绪，面对失控的辱骂时，他站起身，一脚踢向了舞台上的格斗训练假人，观众安静了下来。这时，他展开了反击……

但事实上，在不同的叙事话语中，群众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革命者那里，群众是合法性的来源；在管理体系中，群众是权力的名义；而在思考者那里，群众是乌合之众。从来，群体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舆论一直是维持社会良好运行的必要的监视器，但最近几年，似乎“网暴”反而此起彼伏。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众缺乏理性表达的训练，或是在现实中积聚了诸多怨气而无处宣泄，于是在网上肆意表达。另一方面，也与新闻媒体行业的式微有着重要关系，人总是要寻求合理解释，真相总是晚于谣言，而当真相被屏蔽，谣言便会取代真相。

所以，电影将矛头指向舆论，是指错了方向。社会监督，让每个人都要在法律和道德的限定下为人做事，而只依靠权力机构则难以有时间和空间上全面的覆盖性。每个人既是围观者，也是被围观者，既要谨言慎行，又要敢言敢行。既不要将舆论污名化，也不要放大舆论的影响力，要用理性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捍卫权益。因为，有的人，非常希望将舆论污名化，让群众成为乌合之众。这样就会，黄钟沉默，瓦釜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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