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阅读《卫报》的人常会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情绪笼罩着他们。该报报道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是体制性的顽疾，难以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日复一日地积累，容易滋生出“这个世界不会再好了”的悲观情绪。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去访问《旁观者》的网页，以其中传达的“世界向来如此”和“本应如此”的氛围来抵消《卫报》带来的负能量。

《旁观者》周刊2017年夏日派对。从左至右：BBC著名主持人安德鲁·玛尔，时任英相特蕾莎·梅，《旁观者》现任主编弗雷泽·纳尔逊。

《旁观者》的立场，我是百分之百不认同的，甚至觉得它非常有毒。其编辑部被几个政治极度不正确的白种中年男人霸占，以刻毒讥讽文化左翼、高等学府、环保人士等进步派为乐，把女权叫“女权纳粹”、把环保主义者叫“环保恐怖分子”是他们的口头禅，污蔑移民、轻视女性是家常便饭。举个最近的例子，在英国第二波疫情汹涌到来后，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推出一个复杂无比的三区方案以避免处处禁足，结果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都自行制定了严格防控的地方政策，与中央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旁观者》的专栏作家托比·扬（Toby Young）撰文痛骂这些地方政府，大意如下：鲍里斯要力保经济，没办法下禁足令，你们这些地方政府倒好，知道经济不行了还会有英格兰“糖爹”（是的，他真的用了“sugar daddy”这个词，等于将几个地方政府视为援交少女“sugar baby”）拨款，然后你们非但不感激英爹，还抗疫特别积极，故意把英爹衬托得管控不力草菅人命，心思何其之坏。英联邦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已经彻底失败，其中要数苏格兰最恶劣，一边把老百姓软禁在家，一边盘算着二次独立公投。我不介意接济你们这些穷邻居，但是你们不但不感激还明里暗里使坏就太过分了。

同期杂志还有另一大毒物罗德·里德尔（Rod Liddle）恶评戴维·黑尔（David Hare）的新剧《鹿死谁手》（Roadkill），他看出了休·劳瑞主演的右翼政客男主人公是鲍里斯·约翰逊和奈杰尔·法拉奇的合体——过往不堪，当下不诚。他还抱怨剧中少数族裔太多，法官、大律师、小律师、律师助理不是黑人就是亚裔，与现实不符。然后又说鲍里斯的内阁里倒是挺多样化的，以暗示保守党不是种族主义者，英国没有系统性歧视。他说看左翼人士写的剧本，从肤色就可以辨别善恶，白男人肯定是坏种，黑男人必是好人，黑女人还要更好。变性的黑女人？那必须是圣人啊。

难怪有人说《旁观者》近年从“阴阳怪气”变成了“咆哮大本营”。今年4月，创刊于1828年的《旁观者》周刊迎来了第一万期的历史时刻，可惜新冠搅局，原定的庆祝大会取消了。剑桥教授大卫·巴特菲尔德（David Butterfield）专门写了一本《万期不倒》（10,000 Not Out: The History of The Spectator 1828-2020）讲述《旁观者》杂志的两百年历史。

《旁观者》的历史与英国政治渊源不浅，1955年“建制派”一词就是该刊首次用来解释大英权力格局，沿用至今；1975年欧共体公投，《旁观者》和《晨星》是仅有的支持退欧的两家刊物；撒切尔夫人说《旁观者》是唯一从她开始竞选保守党党魁时就支持她的刊物；鲍里斯·约翰逊当过几年《旁观者》的主编（1999-2008，他自己说“这是全伦敦最好的工作”，也有人讥之为“把一个明代花瓶交给一只猴子保管”），据说他和编辑小兄弟们经常在办公室里搞婚外情，以至于《旁观者》被竞争对手戏称为“The Sextator”。约翰逊高票当选主持退欧的首相，《旁观者》的一众小兄弟怎能不摇旗呐喊。约翰逊的首席智囊多米尼克·康明斯的太太玛丽·维克菲尔德，也是《旁观者》的资深编辑。考虑到这群人的自由至上倾向，康明斯夫妇不顾疫情禁令开车几百公里去“测视力”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也就不足为奇，约翰逊顶住舆论压力力保幕僚在他们看来算是够义气吧。

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旁观者》偶尔与主流观点背道而驰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比如1861到1865年，《旁观者》是全英上下唯一一份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军、反对蓄奴的南方的刊物；更是不乏可圈可点的时刻，比如1841年，创始人林图尔（R. S. Rintoul）的女儿亨丽叶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全国性刊物的女主编；1853年该刊恶评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沉闷无聊”；1935年格雷厄姆·格林担纲影评人；二战期间，刊物的金主为英国士兵设立了一个烟草基金，每收到一英镑的捐款就给前线士兵发一千根香烟，乔治六世捐了二十五镑……

《旁观者》的办刊宗旨，是不保证读者会同意刊文的“非主流”观点，但保证辛辣幽默。其不变的原则是坚持自由至上——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对一切形式的禁足、大声疾呼学习瑞典践行群体免疫政策的正是该刊。塔基（Taki Theodoracopulos）的“上流生活”（High Life）专栏已经开了四十二年，仅有一回因他携带毒品被判坐牢停过几个月，时任主编查尔斯·摩尔解释：“上流生活”的作者也会有high过头的时候。杰弗里·伯纳德（Jeffery Bernard）的“下流生活”（Low Life）专栏则经常停，这时候杂志就说：杰弗里·伯纳德身体欠佳。该专栏还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由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出演。

《旁观者》的劲敌是百年历史的左翼周刊《新政治家》，两份刊物的影响力随着政坛气候此消彼长。近年《旁观者》明显占了上风，八万五千份的订阅数比《新政治家》高了一倍多，2019年还推出了美国版，走位跟福克斯新闻台一般精准：我们跟《纽约时报》可不一样，他们会把刊发不同观点的编辑炒掉，我们笃信观点交锋和真正的言论自由。《旁观者》的副主编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更是相信特朗普能只手拯救西方文明。去年《旁观者》对《新政治家》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新政治家》采访了保守人士罗杰·斯克鲁顿后，截取并放大了斯克鲁顿的一些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导致斯克鲁顿成为推特暴民的攻击对象，而且丢了政府参议的工作。道格拉斯·穆雷不知用何手段（肯定不太光彩）取得了采访的原始录音公布到网上，逼得《新政治家》发了一份公开道歉。

《旁观者》每年的夏日派对特别有名，没有小食，但是香槟畅饮，客人名单上不乏内阁大臣、名作家、电视主持人，甚至有“一百零六岁高龄”还要出来喝喝喝的天主教高级教士。难怪多任主编都说，比起政党（political party），《旁观者》更像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

我有时候会扪心自问：既然《旁观者》这么保守反动这么毒，为什么还要看？想了很久，大概是因为更讨厌三观党吧。看看不同观点的言论，开阔一下思路和视角，如果还能笑一笑，引用那句最油腻的话：亦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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