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学者，他深入研究康德的学术信条，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康德的学术信条强调“启蒙的本质”和“人类自由的使用理性”，这激励了李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追求真理。他认为，康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深刻且有益的框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解决问题，并引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李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和赞赏。

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卓绝的批判哲学大厦也是经年累月的杰构。一如康德自己在1756年为申请教授职位而作的《物理单子论》“前言”中所说，“几乎没有一个终有一死的人可以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真理的笔直大道前进，而不会在这里或者那里误入歧途”，批判哲学的锻造也有过转向和迂回。比如，刚开始，与其说康德是哲学家，毋宁说他是理论物理学家来得更准确。但这也不是说康德的思想存在所谓“断裂式”逆转，它还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动态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可以非常清楚地从其处女作《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的思想》看出。此作是康德大学本科毕业论文，1746年夏提交审查。它以一个很长的副标题点明了讨论的主题及涉及的人物：以及对莱布尼茨先生和其他力学家在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证明的评判，包括一些主要涉及物体的力的先行性考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著用德文而非当时学院认可的拉丁文写就，这让他显得傲慢甚至因此在哥尼斯贝格树敌，并在1748年8月初选择离开母校自谋生路，做家教直到六年之后的1754年8月才又回到母校。因此，此作曾被史家称为“一本对事业没有帮助的书”。实际上，并非如此。

知性的自由

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气候，康德说，那个蒙昧不清的时代——当然是指通常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从此已经结束了，人的知性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昔日无知和惊赞所加给它的桎梏”。康德颇为严肃地宣告“从现在起，倘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声望与真理的发现相悖，人们也能够敢于大胆地认为它一文不值，并且除了知性的牵引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的劝说”。康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思想是自由的，而自由意味着平等和真诚。学者应当平等地对待他的前辈，这是对前辈们的尊重，除此以外，“人们不可能赋予他们更杰出的颂词了”。康德把眼下的这篇著作，视为“自由的成果”，而自由作为启蒙运动的精髓，正是历代伟大思想家念兹在兹地竭力护卫的核心理念。

但是，康德又非常清楚，这种“知性的自由”理念并未深入每一个心灵之中。他依然担心知识界会因为作者的寂寂无闻而无视其匠心独运，更何况他还要在其中“指摘著名人士”、试图“改进科学”，并打算“宣传他自己的宇宙思想”。此外，康德更个人化的理由使他为此费尽了口舌：他不仅年纪轻轻——写作此作时康德年仅22岁，而且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因此他说，身体与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它们遵循两种截然有异的规律：在前者，我们可以由局部正确地推定整体，而就后者则万万不成，我们决不能“把对这一或那一真理的洞识同杰出知识的博大总汇混为一谈”。显然，康德认为他的这一著作有着对某一真理的“洞识”。他甚至自信地宣称“最伟大的人类知识大师们徒劳地谋求的真理，首先呈现给了我的知性”。这似乎成了康德进行学术思考的信念，也是启蒙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的普遍自信。但这种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与其说康德是对自己的自信，不如说是对人类理性的自信，一种“无私的信任”。

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自信，主要表现为一种“对方法的深信不疑”，它激活了康德全部的热情和努力去“锐意而为”。这篇作品就是康德带着对方法的“无私信任”“锐意而为”的结果。他因此庄严地宣称：“我已经给自己标出了我要遵循的道路。我将踏上自己的征程，任何东西都不应阻碍我继续这一征程。”康德的这种自信也带来了他那过于自负的行文语气和略显尖刻的表述。对此，康德解释说“以几何学证明的形态”赋予他的“全部信念之光”支撑了他如此的自信。这种导源于“几何学证明的形态”的“信念之光”所传达给读者的，不是对前辈学者的怀疑，而主要是一种“确信的心态”。“确信”比“怀疑”更合于康德思考的初衷，这时的康德可不是个怀疑主义者。

两大方法论原则

康德一生都在坚守的一种方法论是“走中间道”，而这也正是《活力论》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据康德自己说，他是受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比尔芬格的启发。此人在递交给彼得堡科学院的论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如果在具有健全知性的人们那里，双方都在维护着大相径庭的意见，那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一定程度上让两个学派都有点道理的中间定理，是符合概率的逻辑的。康德坦言，“我在任何时候都把它当作真理研究的一条规则来利用”。不论是这篇处女作，还是康德后来的哲学著述，都表明他没有食言。

之所以坚守此法，康德认为，这是人类知性的本性所致。知性的基本状态是，要么永远都不赞同某一证明，要么当它在证明中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是错误的东西，即使证明中有错误但它猜想不出来时，就必须赞同这一证明。也就是说，这是知性的一种天然倾向，对出于自身的证明不愿从反面确定证明的有效性和普遍性。这种自然倾向主要表现为人类知性没有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动因。知性应当反思和批判自身，尤其是从“反面”或“对立面”。康德把人类知性应有的这种状态称为“知性的平衡”，他说：“人们不应当忽视任何哪怕看起来对反面情况只是稍稍有利的东西，并尽最大努力为它辩护”。因此，“在知性的这样一种平衡中，通常被看作不可能有错误的观点常常遭到拒斥，而真理如果最终出现，就将更为令人信服”。现在，康德从前人的研究中掘出并确立了这种在他看来无比正确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此时的康德已然对启蒙时代普遍的“理性自负”有了清醒的反思，虽然他还未能把知性和理性完全区分开来，但他对知性本性的揭示已然使他看到人类知性的天然不足，即缺乏自我批判和反思。人类的知性和理性还是会经常犯错的，伟大如莱布尼茨和牛顿者也会犯错，“这与其说是人们的错误，倒不如说是人性的错误”。

康德把他所谓的“知性的错误”看作“人类知性的耻辱”。这种耻辱集中表现在学术论争中双方对待敌手观点的态度上：争论的“双方都只为敌手的成见感到遗憾，每一学派都认为，只要自己的敌手花费点力气，以一种平衡的心灵倾向看待这种意见，这种意见就根本不可能被置疑”。论争者在看来与他们已经置入头脑中的定理相冲突的东西面前闭上了眼睛；当问题取决于消除一个妨碍他们所造成的意见的困难时，一个微不足道的托词、一个冷漠而平淡的借口就能让他们满意。

第二种方法是康德继承的“前提批判法”。此法来源于法国天文学家马兰：“人们必须具有一种方法，借助它，通过对某种意见建立于其上的基本原理所作的普遍思考、通过将这些原理与从它们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人们在每一个事例中都可以得知，前提的本性是否也包含了就由此推导出的学说而言所要求的一切。”康德坦言，“这整篇论文可以被看作这种方法的一个产物”。细检下来，马兰的方法或研究策略无非“根基考察法”（“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陆象山诗句），这完全是一种哲学思考的方法，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前提批判”或“奠基论”，这与笛卡尔的“哲学即清理地基”实属一脉。康德对马兰的这种研究策略服膺之至，以致说错误之所以有时能宰制人类知性持续数百年之久，根源即在缺乏此类方法。他因而动议人们，今后为了防止那种弊端，从现在起，较之其他方法，人们更应当关注这种方法。

科学的样板和欧洲的视野

方法确保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确然性），而具有“无可置疑的确然性”则是学问（Wissenschaft）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所应具备的最根本特征，几何学就是其样板，因为“在几何学证明中被认定为真的东西，也将永远是真的”。几何学之所以有如此无可置疑的确然性，根源有三：它的公理和原则是直观的、明晰的、当下既得的；它的推论是严格按照逻辑规则的，具有最大的可靠性；它的对象是可以量化的，不存在任何争议。即便它的结果于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一个完全切合的事实，但这不合的根源决不在几何学真理，而在现实的缺陷和不完善性。由此而来的“无可置疑的确然性”一语，成为康德此后，尤其是批判哲学时期最根本的概念之一，比如“几何学的确然性”“无可置疑的确然性”“无可争议的确然性”“数学确然性的试金石”……甚而可以说，康德哲学的基本主题就是“确然性的寻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思考，通常都有着欧洲学术的视野，这个特点也是贯穿始终的。在这篇论著中，康德提及的人物多达二十几个，从莱布尼茨、笛卡尔、沃尔夫到查泰勒、赫尔曼……整个欧洲的学术界有关此项研究的成果大多被其收拢。这说明，康德不是仅仅向大学发言，而是向欧洲整个学术界宣告。可惜康德没有注意到他最应该注意的人物——达朗贝尔，他在1743年就已经公布了有关笛卡尔派与莱布尼茨派关于活力测算争论的正确结论。有趣的是，康德无意中对达朗贝尔的忽视，使他自己的这篇论著因此遭到启蒙运动著名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的揶揄，后者于1751年7月作了一首讽刺诗（后来在其作品的新版中又删去了）：

康德扛起了重担

打算教诲全世界

孜孜不倦探索活力

却忘了自己的活力。

康德在他处女作的开头，引述了古罗马作家塞涅卡的名言：“最需要遵循的是，我们不要按照牲畜的习惯追随前面的畜群，走的不是应当走的路，而是他人走过的路。”显然，康德一开始就是个独立思考的主儿，他不愿走别人的老路：独立思考总需要另辟蹊径来确证。塞涅卡这段话恰好出自《论幸福生活》，这是否暗示康德把“独立思考”和“另辟蹊径”视为“幸福生活”的内涵，就像他的诸多前辈那样？我选择相信是的。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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