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在乱世选择苟全性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勇气和领导能力，对于乱世中的那种残酷和无情，他无法接受或者是无法应对。对于一个文弱和软弱的人来说，选择苟活或许是唯一的生存方式。面对刀光剑影和暴风骤雨，他选择了躲避和逃避，而不是迎难而上和挑战命运。在乱世中，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挑战，而对于刘禅来说，保全性命可能是他最终的选择。

按照史书记载的刘禅，我以为愚蠢透顶或者大智若愚都不能概括刘禅，至少不准确，他其实就是个平庸无志贪图享乐的官二代，正如常璩所评价：“主非中兴之器。”

公元207年，甘夫人生下了刘禅，因为她在怀孕时曾梦见自己吞下了北斗星，所以刘禅一直被称为“刘阿斗”。刘禅出生的时候，父亲刘备已经四十六岁，正处在创业最为艰难的时期，要么征战要么逃命，总之幼年的刘禅对父亲是陌生的。这个期间，父亲留给刘阿斗的只有奔波和危机的阴影，谈父爱有些奢侈。

《三国志.后主传》中没有记载刘禅的童年，但刘禅的童年肯定不怎么幸福。《赵云传》中记载，公元208年 “（刘备）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两岁的刘阿斗连保命都很困难，要不是赵云舍身相救，可能就嗝屁了。在他四岁的时候，母亲甘夫人已经去世了，刘禅由继母孙夫人抚养，留在荆州。

公元219年，刘备做了汉中王，十二岁的刘禅立为王太子。在这之前，刘禅的成长没有记载，只有继母孙夫人的一些比怎么贤良的行为：“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由此大致可知，刘禅在此期间是没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

到了刘禅十四岁做了皇太子时，刘备才安排董允为太子舍人，开始对刘禅进行补课。当时除了董老师，诸葛丞相也手抄《申子》《韩非子》《六韬》等都给他听。至此，刘禅得以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继承了皇室的光环，可是作为皇储，刘禅缺乏其他皇储的那种耳濡目染的历练，虽然刘禅六岁就学过射箭，但习武场和战场显然是不一样的。

成为皇帝之前的刘禅就是一个平常的官二代，甚至父亲在传位诏书中的言辞都有些犹豫和担忧：“ 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脩，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看得出刘备对于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是将信将疑的，可又有什么本法，离多聚少和疏于教导的现实就摆在那里，太高的期望无异于空想，只能“勉之，勉之”了。

公元223年十七岁的刘禅正式即位，父亲将他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他从父亲的羽翼下转移到诸葛丞相的羽翼下。诸葛亮显然是个非常值得托付重任的人，一直以先帝遗志为目标，“铲除暴虐，匡扶汉室”。诸葛丞相对刘禅的评价很好：“ 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刘禅也非常尊重父亲的安排，事无巨细，皆由丞相做主，并一直履行父亲的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整个武侯辅政期间，刘禅的表现在史书中只有：“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一个守成之主的样子，其他的都是武侯相父的北伐。这十一年，刘禅看起来更像以为无关痛痒的看客，被动的坐在皇位上，看相父风里来雨里去的表演。好在诸葛丞相的确是智慧和忠义的化身，对蜀汉政权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公元234年，诸葛丞相累死于五丈原，带着他满满的遗憾去了，但给刘禅留下了维持局面的台柱子：蒋琬和费祎。《资治通鉴》记载，在诸葛亮重病之时，刘禅派使者咨询相父在百年之后的人事安排，使者问“...'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费祎）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由于刘禅对相父的完全信任，重用了蒋琬和费祎，使得当时非常敏感的局面得以有效控制，在朝廷各方力量的跃跃欲试中，政局平稳的从“相父时代”过渡到了“相父后时代”。

从这个阶段刘禅的表现来看，虽然谈不上英明睿智，但肯定能推翻后世对他“愚不可及”的评价。蒋琬和费祎一个主朝政，一个主军事，并能够相互制约，可以勉强维持蜀汉政权的正常运行。这个时期，作为皇帝的刘禅依然是个看客，他依靠相父的安排，自己没有做过主演。从“相父时代”到“相父后时代”，刘禅更像是一位甩手掌柜，只挂名，不负责，除了行使一点充实后宫的权利，其他的于他如浮云。

其实在“相父后时代”，刘禅的皇权并没有旁落，他只是不愿意去行使，他可以轻易的否决蒋琬和费祎的一些决定，也可以让他们改变原有的主意，蒋琬和费祎也没有在刘禅面前妄自尊大过。二十多年这样的君臣相处，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胸无大志的皇帝来讲，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我们之所以对刘禅的存在感印象超低，是相父的光芒太过强烈了，以至于给后世造成了诸葛亮病逝之后，蜀汉政权就倒台了一样。

公元246年，蒋琬病逝，七年后，费祎遇刺，“相父后时代”的两位台柱子先后倒下后，朝政权利全部集中到刘禅手中。纵然他在诸葛相父去世后，就可以独掌大权，但他还是希望相父的眼光，让蒋琬和费祎这两个“志虑忠纯”的人替他掌权。可是现在相父指明辅佐他的人没有了，虽然还有一位勉强可以带兵打仗的姜维，但对于繁杂的朝政事务，姜维显然无力胜任。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一个在舒适区呆了几十年的人，突然要跳出去，没有几次反复是不合常理的。刘禅明白自己亲掌朝政的重要性，但几十年甩手掌柜的惯性让他不得不重新寻找代理人，而黄皓这个被刘禅定义为小人的官宦便是很好的选择。

这个叫黄皓的宦官聪明伶俐，但心术不正，在他做小黄门时，就深得刘禅的信任，当时碍于董允的压制，不能兴风作浪，当董允、蒋琬、费祎等都去世后，他便立即从黄门令转为中常侍，彻底成了刘禅的心腹。黄皓每天的任务是引导刘禅如何更好的吃喝玩乐，这样刘禅就无暇顾及朝中事务，他自然就可以擅权弄政，朝中的许多势力都攀附于黄皓。

姜维看到了黄皓存在的危害，向刘禅建议除去黄皓，但刘禅没有答应。“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姜维看见黄皓已经根深叶茂，担心自己被陷害，向朝廷申请驻边垦田去了。刘禅开始了做皇帝之大忌：“近小人，远贤臣”，朝政日益荒废。

黄皓的谗佞之臣做得相当成功，短短七年时间，就将蜀汉政权弄得乌烟瘴气，最过分的是连前线姜维报来的事关朝廷生死的消息，他都可以说服刘禅不予理会。当时姜维发现钟会在关中集结兵马，就赶紧给刘禅汇报，让朝廷早做准备，但黄皓对刘禅说，不用担心，魏国的军队不会打到这里来。这是刘禅皇帝生涯中最大的败笔，足以掩盖他前面几十年“近贤臣，远小人”谨慎收敛的良好作为。

公元263年，当魏国的将领邓艾绕过剑门，阴山凿险，大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刘禅面前时，这个甩手掌柜才手忙脚乱起来，而这距离姜维的报告仅过了几个月。这位做了四十一年蜀汉政权皇帝的人，匆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可是愿意维护蜀汉朝廷的官员寥寥无几。可能是刘禅压根就没想到过抵抗，面对姜维和儿子刘谌坚决战斗的要求，他直接予以无视，而轻易的听从了光禄大夫谯周的投降建议。

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是将刘禅当做一个勇敢有作为的皇帝来要求的，认为他面对敌军连剑都没亮一下就认输了，不配做一国之君。就象陈世崇所说：“孔明之子瞻、孙尚战死，张飞之孙遵，赵云次子广亦战死，北平王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乃自杀，魏以蜀宫人赐将士，李昭仪不辱自杀。禅不特愧于将士，亦且愧于妇人矣。 ”陈世崇的观点代表了诸多人的看法：在强敌面前，许多将士战死，儿子刘谌悲情自杀，甚至连自己的李昭仪都不忍屈辱而选择自杀，你刘禅作为亡国之君还有何面目存活于世，简直连一个弱女子都不如。

刘禅的投降的确是为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附带蜀汉的民众免受了战乱之苦。在刘禅给邓艾的降表中有：“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虽然有些冠冕堂皇，但还是有一点对民众的悲悯之心在里边。其实，大家都明白，以蜀汉和魏国的实力对比，被灭国是迟早的事，即便刘禅带领一众臣民负隅抵抗，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更何况当时的局面下愿意跟随刘禅冲锋陷阵的本就稀少，可能在抵抗的过程中，刘禅率先就会被自己人干掉，毕竟原来益州的土著势力一直在虎视眈眈。

刘禅投降为后世留下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后世之人往往将这作为批判刘禅愚蠢无情或者夸奖他大智若愚的依据。在我看来，这就是刘禅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自保手段，倘若他不能巧于掩饰，如何能够在魏国做安乐公直到生命的尽头。

对于每一个人，生命的自然意义当然是活着，而生命的附加意义却有很多，诸如成就、快乐、仁义等等。处在艰辛的社会现实中，当苟活都成为一种奢侈，作为一个资质平平的人，除了选择活着，还能奢望什么。我们不能强烈谴责一个普通人的求生选择，又何必讥笑刘阿斗呢？

刘禅无疑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但平庸并不是无能，他在位四十一年，在那个战乱连连的时代，没有人比他在位时间更久。蜀汉本就资源缺乏，人才稀少，再说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就不是一个可以守成的丰裕帝国，相安无事的维持了几十年实属不易。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君主帝王都要雄才大略英明神武，正如我们自己，同时代以及同龄人出人头地事业有成的很多，而我们自己却庸庸碌碌。生活的每一步都是选择题，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次都选对，而且从概率上来讲，错误终究在所难免。倘若将我们放在刘禅的位置上，国无积累，战无良将，力挽狂澜的机会有多大？

一个平庸无志，在别人的羽翼或庇护下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安逸享乐的日子，不说其他，即便是正常的惯性也会促使他选择继续贪图享乐。透过单板冰冷的史书文字，探一把历史深处的余温，那个曾说“此间乐，不思蜀”的阿斗，不过是做了一次生命自然意义上的选择而已，为何后世要笑话评说两千年？

2020.6.9

图片选自网络

以上就是刘禅在乱世选择苟全性命的原因的相关介绍，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如果您还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方式，可以往下看看相关文章，有很多刘禅在乱世选择苟全性命的原因相关的拓展，希望能够找到您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