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家族命运逆转的历史进程中,两位“猪队友”的存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教育家鲁提封和演员鲁道良,一个因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而破坏了家族的希望,另一个则因他的虚荣和无能而加速了家族的沦落。他们的种种言行,伤害了家族的命运,也揭示出一个道理:无论才华如何出众,命运是否美好,个人的选择和行为都能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场悲剧往往是由无数微小而又复杂的因素构筑而成的。
鲁迅,原名周樟寿,以前家里是非常富庶的,在鲁迅少年时期,周家落败了。鲁迅家以前是多么有钱呢?他在俄文版《阿Q正传》出版前的一篇序言中提到:
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周家是世代的仕宦人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台门不够用,又添置了新台门。鲁迅一脉就住在新台门——新台门占地一千多平方米。
所以鲁迅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可是,好景不长,鲁迅9岁左右,周家迅速没落。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原来,鲁迅家的没落,是因为2个“猪队友”。
一是鲁迅家的仆人:陶阿顺。
当年慈禧“万寿”,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考试”。周福清(鲁迅爷爷)的五家亲友,都有应试子弟。
这些亲戚呢,听说周福清和当时的主考殷如璋是同科进士,于是大家就集资10000两洋银,求他去帮忙买通主考,以获得好成绩。
周福清同意了,他派了“老实”的家仆陶阿顺,去送信和银票。
好巧不巧,阿顺去送礼的时候,主考官正在接待客人——副主考周锡恩。殷如璋也是混官场的老人了,看到来信,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并不拆信,就想着等老周走后,再拆。
阿顺把装有银票的信封送进去了,就在外面等,左等右等,也没有任何消息。
于是他着急了,忍不住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这么一嚷,周家完蛋了。
另外一个“猪队友”,非鲁迅爷爷——周福清,莫属了。
清朝政府腐败,末期的时候,科场行私贿赂蔚然成风,但是这些事,都是毕竟还是犯法的,周福清答应亲友这个请求之前,也是纠结了好几天的。
但是,周福清生性是要强的,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家族越来越兴旺(有钱有权),但是周家到他这一代,也就他中举做官了,所以他不甘心,决定冒险。
他“猪”一般地决定,让陶阿顺去送礼,还不教陶阿顺相关的道理。
而且,这个陶阿顺,是家里新的仆人,除了人比较老实外,对官场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所以他才会胡叫乱嚷。
有些事,本就是见不得光的,在黑暗里涌动,可是,阿顺这一嚷,就让它暴露在阳光下,自然要接受“正义”的审判。
周福清入狱后,又做了另一个愚蠢的决定。
周福清除了要强,还怪癖、傲慢,还喜欢骂人,就是感觉自己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感觉自己挺正义、有个性的。
当审理他这个案件是知府,出于私交,有意为他开脱时,他又来展现他的个性了。
在《人间鲁迅》一书中,作者描述到
周福清投案以后,知府出于个人私交,有意为他开脱,便提示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因为丧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错乱,造成犯罪。倘情况属实,那么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理的。
可是,他本人怎样也不肯承认,执意以个性碰撞法律。
他不仅不领情,还
在公堂上,他振振有词,说自己从来未曾昏乱过;并且列举出历届由于疏通关节而中举人的一批名单,试图证明他自己无非按照惯例来它一下罢了。
他明明知道科举行贿是违反国法的,为此他还纠结过,他竟然还敢在公堂上,指出很多人这样做,觉得自己是按惯例行事,这不是等着让人落井下石么?
如此逻辑不通、法理不通的想法,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举人身上?
于是,光绪帝“奖励”了他一个“斩监候”。
为此,鲁迅家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钱财,去营救周福清,这就是一笔大花销。
人还没从监狱救出来,但是因为知府的通融,周福清也过得不错。
周福清终于租住了杭州府狱附近花牌楼的一间房屋,并且由潘姨太和她的少子凤升陪住;此外,还雇用了一个厨师,一个保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鲁迅的爷爷不赚钱了,还花着一大笔钱,关键,家里的名声也因为他的“神操作”没落了。
鲁迅他爹,本就一名书生,又没什么谋生的技能,也赚不了什么钱,于是只能变卖田产。
因为他爹的缘故,他本来要参加的科举考试,也无法考了,而且他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夺的。于是,他爹又选择了借酒浇愁的道路。
如此一来,周家就一步步走向困顿,鲁迅求学时,棉衣破了,棉絮掉了,他就用纸涂上颜色盖住。
一个家庭,要保持一定的经济水平,一来不能“作妖”,二来不能有人生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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