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爆发后粮食需求大幅增加的原因众多。首先，战争导致人口流动和迁徙，使得原本平稳的农业生产受到冲击。大量人口从农村逃离，农田荒芜，导致粮食供应紧张。其次，战争所需的各类军粮、军饷需要大量粮食作为支持，不仅军队本身要供应，还有伤员和难民等需要救济。再者，为了保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各势力也会限制粮食流通，造成市场稀缺、价格上涨。因此，战争导致了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给古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危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战争，本质上拼的还是经济实力。而在古代，这个经济实力就是谁的粮食多。当战争发生后，粮食的需求量就会骤增。

根据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的一份奏折，不算战马所需精料和运粮民夫口粮，仅仅算4万士兵的口粮，10个月就需要粮食42万石，约合现在的2.5万吨，而当时绝大多数省的仓粮才25万石。

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军队的出动又岂止是4万？国家往往需要倾举国之力，才能打败一个强劲的对手。如汉武帝时期，汉朝甚至深入漠北北击匈奴，但是，军事行动过度消耗国力，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让汉朝有了“亡秦之迹”。

那么，为什么古代发生战争后，粮食的需求量会骤增？

军粮运输中的消耗

其实，无论打不打仗，士兵都要消耗口粮，这个数量是固定的。战争中粮食的消耗量提高，主要是因为运输中需要大量的粮食。

中国自古幅员辽阔，因此军队的调动往往费时费力。如果战线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就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带着军粮跋山涉水。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道路也不平整，运粮的道路上不乏崎岖的山路、泥泞的沼泽、荒凉的戈壁，这时就需要靠人扛马驮，很费时间。《史记·平准书》记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也就是说，汉军攻打西南夷，每运送一石粮食，就需要在路上消耗掉10倍的粮食。

汉朝，5万大军每天消耗的粮食多达6000石，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就是162吨，再算上后勤补给队伍、马匹牲畜、工匠辅兵，每日花费算成五铢钱，大概在200万钱左右，每月要花6000万钱。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讲述了中国古代的粮食运输情况，按照他的计算，一个运粮人可以携带6斗米，再加上一个士兵携带自己5天的口粮，一个运粮人供应一个士兵的话，可以走18天。当然，这18天只是去的路程，算来回只能走9天。如果安排2个运粮人，一共可以走26天，来回只能走13天；如果安排3个运粮人，可以走31天，来回就是16天。

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时代，从士兵出发地到前线，不可能只有16天。当然，政府也不可能如此精细计算，通常是：如果要调动10万大军，就至少要准备30万名民夫来运输粮食，正如沈括所言：“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更何况，中国古代的战争规模都比较大，10万大军只是基准线而已。如果是调动20万大军呢？那就需要准备60万民夫运粮，合起来就是80万人要吃饭。如果是调动30万大军呢？就需要准备90万民夫运粮，合起来是120万人要吃饭。

为了支持战争，普通百姓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正如宋朝宰相宋琪所说：

“臣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中原王朝是农耕文明，骑兵少，可能军队的调动速度慢。那么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骑兵多，行军速度快，路上消耗的粮食就会少吗？少是少，但是少得不多，例如辽国正军与打谷草家丁的比例是1:2，也就比宋朝的1:3比例低一点儿而已。另外，如果在战争中，一方占领了对方的城池或俘获了大量士兵，那么就要面临供应更多人吃饭的问题。比较仁义的将领会将自己的军粮拨出一部分给平民或士兵，遇到残暴的将领，就直接把这些人团灭。《旧唐书·黄巢传》就曾记载黄巢大军“俘人而食，日杀数千”，即每天不但杀人，还把被杀的人当作口粮吃掉。电影《投名状》里面的淮军将领为了节省粮食，就把投降后的太平天国士兵全部射杀。

失败的解决方案

除了人吃的粮食，战马也要消耗粮食。战马的饲料不仅需要干草、秸秆，也需要豆类甚至小米，这样才能够保证战马作战时的体力。宋朝时，部分北方军队每匹军马的标准是每天生谷二升，“每人给面斗余，盛之于囊以自随。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秣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

要想赢得战争，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毁掉对方的粮食供应。《孙子兵法》中就写道，有智慧的将领一定是千方百计地去得到敌人的粮草，吃敌人1斤粮食，相当于省了自己20斤粮食。

实践这个理论的杰出代表，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官渡之战中，袁绍的实力远比曹操强大。但曹操通过派遣小股部队，夜袭袁绍的粮食据点乌巢，一把火烧掉了袁绍的粮食储备，使得袁军阵脚大乱，不战而溃。

如果无法毁掉对方的粮草供应，自己的粮草又支持不了长期战争，这个仗就没法打。诸葛亮每次北伐曹魏，结局都因粮草问题终止军事行动。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四出祁山攻伐魏国，打到上邦时，眼看魏军跑掉，他命令3万精兵，手执镰刀、驮绳，把陇上的新麦一割而光，运到卤城打晒去了。当然，这些抢来的粮食还是不足以支撑蜀军的长期作战，而魏国粮食还有的是，最后诸葛亮被迫撤军。

中国古代很多统治者为了舒缓粮食运输的压力，就在边境修建城池，驻扎相当规模的军队，并让这些军队的士兵集体开荒种田，自给自足，这就是所谓的军屯制度。早在三国时代，曹魏就在北方大规模进行屯田。西魏时期，鉴于北方战乱已久，经济破坏严重，于是推行了府兵制，也是一种军屯制。而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便推行了正式的军屯制。

按照朱元璋的规划，全国军队分为17个都司，每个都司下设若干个卫，每个卫有5600人。而这些卫所不仅承担着地方的军事防御职责，还必须屯田。卫所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管理，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明初的户籍中就有军籍一类，军籍户口必须世袭为军户，除籍十分困难。

明朝全国的屯田军士达180余万人，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据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在边疆地区，军屯的比例就更高，如果有100万亩军屯，占据全省耕地的60%以上；在嘉靖时期，贵州的军籍户口为14万，占据贵州总人口的51%；《明会典》载陕西田土共计31万顷，军屯就占据了16万顷。

军屯制在明朝农业中占据了重要作用，它解决了战争中军粮在运输中的消耗问题，正如朱元璋所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军屯制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还推动了云贵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改土归流。

明朝的军屯为国家财政和边防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这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残酷的剥削之上的。地方将领把军士变为劳工，卫所军备军官更是任意役使，军士甚至被迫为权贵种田，沦为佃户，军官也开始向军士“卖闲”，比如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逃亡军士达数十万之多。山东一个百户所，原额为120人，逃亡后只剩1人。明朝后期，军队耗资极大，战斗力极差，成为中国历史上效率低下的军队。明朝的灭亡伴随的是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每次失败固然有指挥上的失误，但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粮再也无法正常供应。

蒙元之所以能横扫亚欧大陆，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古骑兵的“闪电战”，行军速度非常快，运输中粮食的消耗比较少。蒙古战马本就耐力强，且游牧民族的士兵从小就习惯颠沛流离，对于如何获得食物很有一套方法，例如行军过程中可以射杀兔、鹿等动物为食，每攻下一个城池，很可能四处劫掠，取粮于敌。

蒙古骑兵不怎么吃小麦、水稻，他们一般吃肉，所以在行军时都会带着牛羊，饿了就杀了吃，吃不完的肉就做成牛肉干或羊肉干。蒙古人的牛肉干硬得像石头一样，但吃下去很有饱腹感。他们制作牛肉干的过程比较特殊，把牛肉和盐一起晾晒，然后扯成丝状，再晒，再捣碎，如此反复，牛肉会和盐分充分融合，再加上暴晒，牛肉会更容易保存，这样的牛肉放在汤里能满足蒙古人所需的盐，满足骑兵们的营养需求。

而当时的欧洲骑兵还需要配好几个服务人员，单个士兵所消耗的粮食不亚于中国的中原王朝。所以一旦交手，欧洲人所要消耗的粮食远远大于蒙古人所要消耗的粮食。

但即使如此，继续长途跋涉的蒙古人，依然面临粮草困境，毕竟，不带粮草转战千里，人虽就地吃肉，但马要却沿水草线路行军，这无疑又增加了困难。

直到现代，有了机械化的交通工具，军队的粮食消耗才大为减少。当然，我们都珍惜和平的生活，对于战争，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摘自《看不够的中国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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