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女知青们挑着行李，脚踏入陌生的田野。她们插队生活，磨砺着坚毅和勇气，与艰辛的农活为伍，与大自然为伴。在那片土地上，她们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雨，感受着烈日下的辛劳，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前行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女知青的插队故事，一个关于坚强和奋斗的传奇。

在杨郎找书真不容易，本来书就不多，经过文革洗礼劫后余生的书籍就更少了。那几年中，寻找书籍就成了我公关中最主要的项目。我在所有能借到书的地方窥寻着书籍，一旦发现书的踪迹，比如得知某人有一本什么书被某人借走了，某人又把它转借给了某人，我顺藤摸瓜追踪不舍，辗转数人也要把它追寻到手。记得当时我得知一位小学教师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给了卫士院的某大夫，那位医生又将它转借给了别人，这别人又借给了别人，几年了也没有收回来。我就根据最初借出去的线索，一个人一个人地追寻，终于将这本被人们翻的破破烂烂的书拿到手，使书的原主人都感到意外。我之所以苦苦追寻这本书，只是因为我无书可看，其实我在下乡前就早已看过这本书了。

那时，我所借阅的书主要有下面几个来源：从兽医站刘克忠沾沾光那里借来兽医书籍。从卫士院的本地医生王大夫和天津下放医生周大夫那里借来儿科、妇科、内科、人体解剖学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医学书籍，还借来中医针灸、中药验方、中医脉理等方面的书籍。我半懂不懂然而却是认认真真地读着和摘录着。

从供销社刘锡林和其他人那里借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借来介绍巴黎公社历史和事迹的著作以及马、恩、列的传记，还有其他一些专题论述的马列主义小册子。我还借来吕振羽著的《中国思想史》和其它人写的什么这样那样的思想史之类的著作，我照样是半懂不懂但却认认真真地读着和摘录着。

那时我活像一个饥饿的乞丐，见了食物就朝自己的腹中填塞。等到没有书可读时，就拿出这些笔记和心得体会，像牲口反刍食物一样咀嚼着。

读着这些书，我便陷入到一种美丽的热情之中，沉迷于一种亢奋的信仰之中。我崇拜马克思对资本的解读，对剩余价值的解析；我敬佩恩格斯为了筹集款项支持马克思的研究，支持他与马克思的共同事业，不得不忍受着内心的厌恶去经营工厂的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我崇拜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更崇拜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推向一个划时代的高峰。我将中国从古至今各种思想的创立、发展与继承连成了一条线，思考着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也将他们所有人与毛泽东做着比较，挑剔着前人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崇拜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善性和不可超越性。

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女性，读着无产阶级的不朽名作，读着伟人的传记，我免不了要羡慕马克思与燕妮那种真正的无产者革命爱情，也向往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那种并肩作战的革命伴侣生活，我更为毛主席对前妻杨开慧的怀念而感动万分。坐在土炕上做针线时，便常用半会不会的苏州评弹调，吟唱着毛主席为纪念杨开慧而填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轻直上重宵九。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那时，我还设想将来也会与自己的革命伴侣风雨同舟，共同把青春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就这样读伟人的著作，学伟人的情操和思想，用这些去清空自己的头脑，再用这些覆盖自己的灵魂；用这些扩展着自己的思维，也用这些给自己制造着新的思想荒漠。

不管我读书的效果如何，总之我爱读书的名气确实广为人知的。1969年后半年，公社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每个大队一个推选名额，杨郎大队这一名额就毫无争议地属于我这个爱读书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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