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家世背景与求学经历简介

文化 2024-01-14 15:39:01 桔子生活

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1881年,家世背景沉重而坎坷。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士人家庭,父亲周恩来是嘉兴一个农村县衙的师爷,地位低微。由于家境困难,鲁迅在求学过程中多次面临辍学的困境。然而,他并没有因这些困难而放弃追求知识的梦想。通过自学和借书,他努力补足了学识的不足,一步步踏上了求学之路。这段求学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力,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后来他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一个官宦之家,由于家境殷实,鲁迅自幼受到过良好的私塾教育,但天有不测风云,周家的衰败始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即1893年,就是在这一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一起“科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周家遭此变故和打击,家道从此开始衰落。

鲁迅

“斩监侯”是仅次于“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一项重罪,是清朝时期一种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周福清一生为学为官,曾中过举人、进士,并出任过翰林院庶吉士、知县、内阁中书等官职,这些官职并不是很高,表明周福清的仕途比较坎坷,并不是顺风顺水的。

周福清正是为了帮助儿子周伯宜顺利地走上仕途,才冒着极大的风险行贿科场考官殷汝璋,殷汝璋与周福清曾是同科进士,彼此也有一定的交情,但最终因佣人陶阿顺脑袋拎不清且办事不利,才导致事情败露而事发,周福清因此遭遇了八年的牢狱之灾。

鲁迅祖父周福清

1896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病去世,时年仅36岁,38岁的母亲鲁瑞开始守寡,并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周伯宜去世时,长子周树人15岁,次子周作人11岁,三子周建人8岁,家中生活完全仰赖于周福清为官时积攒的一点家业。

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大赦,在监狱中蹲了八年大牢的周福清被释放出狱,当已过花甲之年的周福清,惊闻儿子周伯宜已于五年前病逝,人生遭遇老年丧子的打击,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挨过了三年之后,于1904年追随儿子周伯宜而去,由于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家境也开始变得日趋艰难。

1898年4月,鲁迅考入了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清政府创建于1890年,这是一所培养中国海军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类似于现代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设有驾驶班、鱼雷班、管轮班等等。

学生训练用的桅杆

由于该学堂不但免学费,而且还提供少量津贴,吸引了许多贫民子弟报考,而鲁迅由于家庭之故,他已经对科举之路深恶痛绝,不再考虑走科举仕途之路,因此就报考了“江南水师学堂”,鲁迅被分配在管轮班就读,由于专业科目都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缘故,鲁迅也因此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

鲁迅如果能够在“江南水师学堂”继续就读下去的话,未来的中国就有可能多了一位海军军官,甚至是海军将军,但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仅上了半年多的学,就于1898年11月选择退学了,其退学的具体原因尚不是很明确,但鲁迅的任性却可见一斑。

1898年12月,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江南陆师学堂”于1896年创办于南京,要比“江南水师学堂”的创建晚几年,而“矿路学堂”的建立,与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有直接关系。

1898年9月,因南京附近“青龙山煤矿”正在办理矿务,急需采矿技术人才,刚刚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上奏光绪皇帝,“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挑选学生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鲁迅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考入“矿路学堂”第二期,当时同班学生共有24人。

“矿路学堂”开设国文、德文、日文、测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算学、绘图学等课程,聘有德籍和日籍教员,鲁迅在此学习了三年,接受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英语、德语和日语的学习,为鲁迅开拓了视野,此外他还经常与同学一起到“青龙山煤矿”下井实习,以便学以致用,同时也体验到了煤矿工人的辛苦。

1901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二十世纪之初,留学日本是一种社会风尚和潮流,如同今天的“留学潮”一样,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青年人都以留学日本为荣,鲁迅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也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赴日留学。

鲁迅的毕业执照

1902年3月24日,时任“江南陆师学堂”兼“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官费生鲁迅、张邦华、顾琅、伍崇学、刘乃弼及自费生陈衡恪等人赴东洋岛国日本留学。

四品衔总办俞明震与鲁迅有师生之谊,鲁迅在《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恪士师”就是俞明震,因为俞明震的字是“恪士”,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曾回忆他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时,对其“恪士师”有过记述。

俞明震生有一子五女,而他的独生儿子俞大纯则育有四子二女,俞大纯的子女大都是学者出身,只有其三子俞启威是职业革命者,曾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是地下党负责人,也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俞启威后来与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外甥女范瑾结为夫妻,而俞大纯长女俞珊曾嫁给了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范瑾原名为许勉文,是浙江绍兴人,其祖父为许寿昌,而许寿裳则是许寿昌的弟弟,因此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范瑾的叔祖父。

与鲁迅一同赴日自费留学的陈衡恪是其同班同学,陈衡恪后来成为一名画家,并以陈师曾名世,其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是晚清重臣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当年去日本的留学生,几乎都要先过语言关,鲁迅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补习日语,“弘文学院”位于日本东京,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语言学校,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留日“大咖”都曾在此学校补习日语,鲁迅在此结识了小他两岁的绍兴同乡许寿裳,二人遂成为好友,并互相来往密切,也经常有书信往来。

鲁迅(右一)与许寿裳(左一)

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这是当时并不知名的一所培养医学生的专科学校,学制在4—5年之间,仙台距离东京300公里左右,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当时留日学生大多选择在东京、京都等地的高校学习,很少选择偏僻而不知名的学校,与现在高考学生特别注重选择名校或地域一样。

鲁迅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正如他自己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述:“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鲁迅之所以选择“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应该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其动机和目的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仙台地理位置偏僻,而且学校不入流,入校比较容易的缘故吧。

鲁迅(后排左一)与同学合影

鲁迅二弟周作人曾在其所著《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记述:“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国人对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经历的了解,大都源自于鲁迅于1926年撰写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因为《藤野先生》一文曾长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中。

藤野先生是教医学专业课解刨学的老师,日文名字叫藤野严九郎,仅比鲁迅年长7岁,尽管其出身于医学世家,但其学历并不高,1912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入“东北帝国大学”时,藤野曾出任医学部的讲师,尽管职称不高,但后来还是被解除教职,就是因为其学历达不到任职要求,只好回乡自开诊所谋生。

藤野严九郎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没有完成学业,而是中途自己退学,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也就无法取得行医资格,因此也就不能以医生为职业挣钱养家糊口,弃医从文也是为生活所迫。

这是鲁迅第二次选择退学,至于鲁迅为何放弃自己在“仙台医专”的学业,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观看了“日俄战争教育片”而受到刺激,进而决定弃医从文;另一种是对医学不感兴趣,因为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成绩单曾被披露,其主要科目大都在60分及格线上下,班级成绩排名也处于中游。

如果这份成绩单是从日本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档案中流出的话,说明鲁迅的医学专业成绩并不优秀,但无论是上述哪种说法,鲁迅弃医从文却是事实。

1906年6月底,鲁迅在中断了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二年的学业后,从仙台又回到了留日学生集中地东京,并将其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时,正值暑假期间,鲁迅母亲鲁瑞以病重为由骗鲁迅回国,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予儿子,但鲁迅并不领情,但他也并没有选择抗婚,只是默默地接受了寡母的安排,于1906年7月6日与乡下女子朱安完婚,这让孤独而寡居的母亲稍感安慰。

鲁迅发妻朱安

鲁迅结婚这一年,已经年近25周岁,而朱安已经是满28周岁的“大龄剩女”了,尽管符合“女大三抱金砖”的世俗,但二人年龄确实都太大了,起码比当时同龄人结婚晚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类似于鲁迅的婚姻,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常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青年男女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朱安的年龄,在今天看来都是属于大龄女青年的范畴了。

鲁迅与朱安是否圆房?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个人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鲁迅与朱安没有子嗣却是事实,而朱安一生也都是周家的人,始终陪伴婆婆鲁瑞生活,直到1947年6月29日孤独离世,她在周家守了41年的活寡,也堪称人生和人性的悲剧。

鲁迅在“新婚”数日后又返回东京,他没有选择再入哪所大学读书,而是选择校对书稿补贴自己的生活,并且还专门从事文艺译著等工作,以此赚取稿费维持自己的游学生活。

鲁迅、许寿裳(中)、蒋抑厄

1908年,鲁迅与几个留日学生一样开始师从章太炎,因为章太炎在东京经常举办国学讲座,许多留学生都慕名前往听课,尽管听课时间长短不一,但听课者却大多以章太炎弟子自居。

章太炎讲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经常从《说文解字》讲起,这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学问的基础,鲁迅也是深受其影响,在其所著《孔乙己》一文中,关于“茴”的多种解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曾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是在日本酝酿的,并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和陶成章担任正副会长,蔡、陶二人都是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主要成员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也都是绍兴人或者是浙江人。

“光复会”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除以文字宣传之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作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

1905年,“光复会”并入“中国同盟会”,而鲁迅在“光复会”的作用主要以文字宣传为主,其在“光复会”的作用和影响力远不如徐锡麟、秋瑾等人那么有名。

190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在东京出版,其中第一册翻译作品7篇,于当年3月出版,第二册翻译作品9篇,于当年7月出版,两册共收录了16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是周作人从英文版翻译的,很少的几篇是鲁迅从德文版翻译的。

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

1909年8月,鲁迅从东京回国,结束了他在日本的七年游学生活,他并没有取得任何学校的毕业文凭,但这并不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个例,而是留日学人群体的普遍现象,当时能够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者才是少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鲁迅的留学生活并非没有收获,他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并开始关注和思考人性及国民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其以后在中国文坛上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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