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下令处死胡惟庸是因为他在位期间胡惟庸多次叛变、谋反，对朝廷构成了威胁。同时，他结束了长达1600年的丞相制度是出于对丞相权力过大的担忧，希望能够集权掌握政权，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举动也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朝代更替的开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明太祖朱元璋杀掉专权的丞相胡惟庸后，就彻底废除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同时还废除了中书省，大权均集中于皇帝，皇帝亲自掌管六部，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宰相在中国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职呢？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秦统一后，宰相的正式官称是丞相，有时分置左右，以右为上，称“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丞相的称“中丞相”。汉初沿秦制，以丞相或左右丞相为宰相之职，称相国则地位稍尊，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汉武帝以后地位日渐重要，宰相的职权也就逐渐转移到尚书台长官的手中。

西汉末年，丞相改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东汉与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但各朝的情况不完全一致。隋及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成为正式的体制。

北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行使宰相权力。为制约宰相，后来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元朝设中书省，替代前代的三省。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元朝后期，宰相权势熏天，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专制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又经常在内廷决定军政大事。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宰相职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参与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与传达。

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胡惟庸案实际上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事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的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

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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