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市，是我国发现的一座古代遗址。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掘，科学家们对三星堆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它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青铜文明遗存之一，以及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神话文化遗址之一。三星堆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关乎着我们对于古代文明的重新认知。通过深入了解三星堆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拨开神秘的面纱，走进那个远古的世界。

近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赋予神秘力量和奇幻色彩的古蜀文明三星堆，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借鉴。近日，“道中华”专访了四川大学教授霍巍，为我们解读三星堆。

记者：近年来，有关三星堆为“外星文明”“外来文明”的言论掀起新一波热潮。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言论？我们如何科学认识三星堆青铜文明？

霍巍：“外星文明”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三星堆文化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从它的文化堆积可以看到清晰的发展序列：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废弃，一直到秦汉、宋元时期。因此，三星堆确为古蜀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

我曾讲过三星堆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图谱，刷新了我们的考古知识体系。三星堆青铜文化跟夏商周青铜文化有相似部分，比如青铜容器作为礼器使用。三星堆出土了过去从未发现的顶尊跪坐人像，证明三星堆人对中原以青铜礼器为特征的文明是非常熟悉的。

三星堆还出土了大批过去未见的器型：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高大的神树、金面罩、金杖等。三星堆是具有颠覆意义的考古发现，这让考古学家震撼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难解之谜。

考古学家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大众。因此有很多猜测：三星堆青铜文明是不是“外星文明”，是不是“域外文明”？甚至一些非考古出身的严谨的学者也推测，三星堆是不是跟域外发生宗教战争留下的遗迹？我觉得社会大众关注是好事，但考古工作者应该引导大众读懂三星堆。

我曾提出认识三星堆文化有三个重要维度。第一是古蜀文明的维度，要认清它是传承有序的、长江上游地区的、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系列。第二个维度，是要从考古和文献中发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三星堆青铜器，陶器如陶盉，玉器如玉璋、玉壁、玉琮，基本上与中原玉器作为礼玉使用一致，具有神灵崇拜、祭祀先祖的功能。第三个重要的维度是，要认清三星堆接受了周边哪些文化的影响，甚至不排除它跟域外，比如南亚、中亚，甚至更遥远的西亚地区存在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前证据还不充分，但这种观察视野要保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大众讲清楚，认定三星堆为外来文明，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青铜跪坐人像(商代)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青铜人身形牌饰(商代)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记者：三星堆从早期石器时代到鼎盛的青铜时代，再到后来我们在金沙看到的三星堆文化的承袭，似乎不管在哪个阶段，都体现出它与周边文化的积极互动。这是否反映了巴蜀这个特殊的区域一些文化交流上的特征，在独立发展区域文化的同时，也在开放性地、兼容并蓄地吸收周边文化？霍巍：文明史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发展过程。要看清楚各个区域文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要认真梳理、观察中华文明的特质。

我们对三星堆的出现这么震惊，是因为过去没有预料到除了中原以外，还会在长江上游一个偏远的地方发现那么多稀奇古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器物群。这也再次证明中华文明是博大精深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新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石器时代开始，巴蜀地区就已经接受来自西北的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如使用彩陶器、种植小米等。今天四川不种小米，但早期的考古发现这一地域都在种小米，后来才是种水稻。青铜时代，二里头与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相似的铜牌饰，但是二里头文化从哪个地方传到成都平原，目前证据还较少。到了殷商，证据就多了，很明显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像秦灭巴蜀走的路线一样，从北方翻越秦岭，或者通过白龙江进入成都平原，这条路线是后来中原地区入蜀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条官道；第二条是殷商文化的入蜀之道，主要路线是经过长江中游的湖北入四川。

最近，北京大学崔剑锋教授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合金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里有一种高放射性的铅，简称“高放铅”。高放铅并非一般的铅，不是随处可见，现在看来它首先被殷墟掌握，后传到陕西，再传到湖北、湖南，进而到达巴蜀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科技考古的成绩。

因此，三星堆青铜文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文化中心，中国大地恰恰是有很多这样的区域性文化中心，不断向中原文化中心汇聚，提供新的文化因素，形成面貌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从史前到青铜时代是国家形成、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常讲5000年中华文明，现在要看得更远。更远到什么时候？已有考古学者提出，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观察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

玉琮(商) 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玉璋(商代) 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记者：您提到认识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的关系，与中原殷商文化的关系，以及将其置于世界文明体系中观察。请您讲讲三星堆文化在早期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提供了一种怎样的可能性或事实？霍巍：三星堆与周边文化，甚至一些远距离的文化之间有交往的可能性。

三星堆发现了丝绸，丝绸是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文明标识，有没有可能丝绸在三星堆时期就销往域外，同时在贸易过程当中也接受了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这需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

不同文明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之下，会各自独立地产生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如神树在世界不同文明中都被认为是太阳树、宇宙树、生命树等。再比如，对眼睛的崇拜，在西亚最早出现，在中国红山文化时期也出现了，辽宁喀左女神庙出土的泥塑像的眼睛用黑曜石做成，说明也是把眼睛当作非同一般的、神秘的对象加以崇拜。所以，这些现象要科学地比较。三星堆发现的象牙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古蜀有古象，不过更大量的古象群应该主要来自于云南、广西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可能象牙也来自更远的地域？

事实上，在域外并没有发现与三星堆完全相似的器物。若要说是从西边、从域外传来的，那从哪个地点传来，通过什么样的路线，目前尚无法证明，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证和科学考证。

青铜纵目面具(商代)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金杖(商代)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金面罩(商代)三星堆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记者：目前，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正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您对于三星堆保护以及三星堆文化的传播有何建议？霍巍：我们要运用国际话语体系，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很好的阐释。这个阐释不能被西方的某些理论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被非专业的言论所迷惑，应该秉持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

我们几千年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有自己的文献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的特质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在阐释上应该有独到的知识创造和理论创新，真正体现中国学者对三星堆研究基于科学的同时又富有特色的阐释。

当然，阐释、传播的过程还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等多学科，对三星堆的研究要形成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攻关的新局面。把三星堆阐释好、宣传好，让它不仅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

目前，三星堆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博物馆。我们要让三星堆文化走向大众，提供给大众一个科学专业、又不失亲切可爱的三星堆叙事。比如那些大眼睛、大耳朵的神像是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应该跟社会大众进行充分的对话、科学的引导。

我认为还应该把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历史、三星堆文化的整体面貌，它和中原文化、宝墩文化、金沙文化的关系，三星堆古城跟遗址之间的关系，以及三星堆仪式性的和一般生活场景的关系等进行全面展示，让社会大众、国际友人系统了解三星堆文化，进而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受访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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