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困难以及军事失策相互交织，导致了明朝朝廷的衰落和社会的动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以推翻明朝统治者为目标，但却迅速失败。除了战略上的失误外，追赃助饷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当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从民众手中追回财富，募集军费，然而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一方面的失败，对于李自成的起义进一步加剧了诸多困难与挫折，使其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次年春天，大顺军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黄河流域，迅速接管了原大明王朝江淮以北、山海关以南的全部疆土。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大明最后一个正统皇帝朱由检在煤山投缳自尽——又一次改朝换代来临了。

这一次，被历史选中的是李自成。

但是，历史看走了眼。

在三千多年的信史中，曾发生过数十次的改朝换代，在这些改换当中，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有的成功了，像刘邦和朱元璋，更多的则是充当了革命的先驱甚至是炮灰，像陈胜吴广、赤眉绿林、瓦岗寨和红巾军等。但是，像李自成及其大顺军这样胜利近在咫尺、最终功亏一篑的却几乎仅此一例。

这个政权，即便是从1644年（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算起，至1645年五月败死湖北九宫山止，也不过存在了一年零五个月。

但是，自从李自成撤出北京的那一天起，他其实又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流寇”状态，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称作一个实体政权了。

所以，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灭亡大明、四月二十二日兵败山海关、四月二十九日仓促登基随即率部西撤。如果仅就建国立号、定都北京而言，整个大顺政权前后只存在了四十天。

对于大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受传统演义、评书的影响，流传最广的当属起义军腐化堕落、丧失民心之说，意思是一群泥腿子进入北京之后，在一片花花世界中迅速丢掉初心、迷失自我，天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从解放者蜕变成侵略者。尤其是两位最高领导人李自成和刘宗敏甚至还因为一个女人（陈圆圆）而大打出手，不仅自家人几乎反目成仇，更是让边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开门揖盗，引狼入室，这才导致了立足未稳的新兴政权迅速败亡。

细一分析，这种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很多经历过北京甲申之变的正义人士都有记载，说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几乎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是剽掠之举了。其次，从时间上来说，三月十九日进京，四月十三日出兵山海关，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李自成及其统治集团就是想腐化也来不及。这种说法，其实是义军对官僚士绅的政治打压和“追赃助饷”，让这群掌握话语权和笔杆子的封建士人利益大为受损，他们才咬牙切齿地用如椽大笔，通过颠倒黑白和编造故事的方式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大肆的污蔑和谤毁。

所以，李自成的迅速败亡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

通过对有限史料的查询和比对，我们发现，李自成及其大顺军从进城伊始到山海关决战、撤出北京、再到向西、向南败退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均昏招迭出，犯下了一系列不可弥补的错误，这才不仅让自己倒在了终点线上，还让关外的满清鞑子趁乱摘了桃子。

李自成进京，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欢迎。

老百姓的表现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个受尽剥削倾轧之苦的群体对义军的到来欣喜若狂，如迎甘霖，因为他们是人民子弟兵，做得也是劫富济贫的正义之事，所以他们翘首期待，像盼着过年一样。

略出意料之外的是，绝大多数的官僚士绅也持与老百姓一样的态度。常理来说，这群人与皇帝同属统治阶级，对待翻身农奴把歌唱和劫富济贫的行为应该是深恶痛绝势不两立才对。但实际上，这群人在经过初期的震惊后，在接受现实的速度和表现上与老百姓一般无二甚至还有过之。这是因为，与普通人相比，这群人熟读经史，了解历史周期率，认为朝代更迭实属平常，像明代之前的二十几部史书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对“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进行着现实演绎。

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不关心谁做皇帝，只要能保证家族富贵，跟谁混也是混——刘秀、司马懿以及南朝宋齐梁陈领导下的士家大族即是这种心态。

于是，除了极少数王朝死忠之外，绝大多数世代端着朱家饭碗的官绅均认为大明气数已尽，所以都面不红心不跳地转头就把身家富贵寄托于新兴的大顺政权身上了。

据时人记载，当大顺军进入北京的时候，在京约三千名官员中只有大约二十人自裁以殉国，绝大多数所谓“衣冠介胄”则是“叛降如云”。

对此，名臣史可法曾痛陈：北京陷落的时候，在朝京官很少有人以身殉国，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又几乎没人北上征讨这些乱臣贼子，这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另外一位叫陈方策的国子监生则说：不管是朝廷命官还是普通读书人，不仅都以降贼为荣，还夸赞他们是王者之师，解放来地太晚了。

也不怪这两位气愤，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此，向新朝报到、求录用、表忠心的明臣用争先恐后、过江之鲫形容也不过分。如任少詹事的项煜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理直气壮地声称，大丈夫既然不能保全名节，那就学管仲和魏征跟着新主人建立盖世功名吧。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因年纪太大被大顺丞相牛金星嫌弃时，老头急赤白脸地表白说：我可不老，你只要用我，我的白胡子就会变黑。

在这种从望所归的状态下，可以说，如果李自成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全部消化吸收、引为我用的话，那么，局势能在最短时间内稳定下来，不仅新朝的统治基础会大大增强，关外的满人也不会有什么可乘之机。

但是，这支以贫苦大众为基干力量、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宗旨的人民队伍，在进入北京救民倒悬的时候，只迷醉于老百姓的欢呼，却几乎无视了官僚集团投来的橄榄枝。

首先，出于农民对于官僚集团的憎恶传统，从陕西一路走来，大顺政权在选拔任用官员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或民间读书人为主（除了自家的牛金星和宋献策外，像山西、河南任命的一些知县就都是这咱情况），在编的明朝正式官员所占比例很小，也就是说，新朝的雨露几乎没有洒到他们的身上；

其次，进入北京以后，由于长期的“不纳粮”，新兴政权的财政出现问题，他们只能沿用惯例“追赃助饷”，很多已经投降的官员不仅为此倾家荡产，有的还赔上了性命（像崇祯朝的首辅魏藻德）。

起义军政治上的不成熟直接把官僚集团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时人郑廉就气愤而轻蔑地说：从这群人采取的政策来看，哪里有新朝的新气象，分明还是一派流贼作风。

对比一下随后满人对明朝降臣的态度，就会进一步发现李自成政策的失误。

清军进京两个多月后，由于民族隔阂尤其是“剃发令”的颁布，让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不少人甚至偷偷南下。降清不久的吏部左侍郎沈惟炳上朝时“见在列署落落晨星”，连议事都凑不够人，于是疏奏“急行征聘，先收人望”，建议清廷要先收买人心，不然就没人给他们效力了。秉政的多尔衮深以为然。

为取得汉人支持，他们不惜纡尊降贵、放低姿态，对原明朝官僚集团更是网开数面、广开善缘。清庭宣布，除了所有人都可以任以原职并与满族官员一视同仁、同工同筹外，即便是曾被迫降贼的，只要愿意来，一概照用不误。

像原崇祯朝户、兵二科给事中陈名夏，先降李自成，清军人关后南投弘光政权，却被以“从贼逆臣”追究责任，无奈又逃回北京降清，居然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一个叫刘达的，明朝时只是一个知县，投奔李自成后被任命为巡按河南直指使，“负责考核吏治，审理大案，知府以下均奉其命”，职权颇重，与知县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降清后，清廷毫不犹豫地以“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按后者任用。

不仅如此，多尔衮还采取捆绑销售的方式，让汉人降官相互荐举，通过口口相传、榜样带动，很快形成了门生故旧相率入朝的局面。仅仅半年之后，也就是顺治二年（1645年）的正月，原本“寮署一空，班行落寞”的朝堂就已经“东西相应，多士云集”。

如果说在政治政策上，刚刚开化的关外鞑子战胜久沾王化的中原农民拿到主动权的话，那么，在经济政策上，他们同样棋高一着，不仅收伏了地主士绅，还同时博取了农民阶层的好感。

说到李自成的经济政策，历来最为人诟病的无疑是他进入北京城后的所谓“追赃助饷”。

的确，据《南明史》作者顾诚先生考证，大顺政权从建立一直到败亡，在占领区内几乎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很多地方志都有大顺官员对明朝官绅追赃助饷的记录。之所以这样大面积地存在，除了粮饷征集需要外，这群农民兄弟还有一个朴素的观点，即所有官员家产，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剥削百姓，都属于非法所得。

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元城县志》）。到广平府的第二天，就“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永年县志》）。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灵寿县志》）。高阳县则是“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高阳县志》）。

这股运动几乎与大顺政权相始终，农民军不是在追赃，就是在追赃的路上。

这导致大部分统治区内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政治影响极其恶劣。面对汹汹众议，直到四月初八，李自成才亲令停止。但此后也仅是有所收敛而已，很多地区仍我行我素，并未完全禁绝。

不过，即便是有如此众多的负面记载和影响，但如果把李自成的经济政策只归纳或理解为追赃助饷，并作为其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却是有失偏颇。

李自成虽然文化不高，但毕竟是曾在朝廷任过职的，而且，能成为一支数十万义军的头领，他的眼光、格局等综合能力自是不会太低。

早年的李自成确实缺乏一个长期的经济政策。由于起义初期明军实力尚在，李自成整天被追得满世界跑，居无定所，四处打游击，所以才得了“流寇”的称呼。在这种情况下，粮、饷自是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方式取得，要么资粮于敌，要么吃大户，甚至还会对农民兄弟半征半抢。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冲出商洛山涅槃重生的李自成趁明军主力跑到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赈济，同时提出了“均田免赋”以及三年免征的口号，也就是著名的“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结果，由于口号太响，影响力过大，“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手下一不小心多出了数万人。这么一来，虽然形成了“其势燎原不可扑”的大好局面，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粮饷的筹集远跟不上兵员的增长，饭不够吃了。

即便在次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克洛阳，从福王府中获取的大量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解决了一定的燃眉之急，但这对一支成熟的军队来说，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两年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一定改观。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他不仅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还招抚流亡农民和军队士兵一起开垦荒地，通过收获的粮食来解决其军饷问题。

原明朝官员李永茂在《襄阳再陷疏》也记载了此事：占襄阳地土耕种，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又刘、贺二贼将南阳以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攻下西安，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月称帝。这时，李自成着手定官制、开科举，这说明大顺政权开始做长远打算，准备完成由农民政权向传统封建王朝的转变。

如果剧本按此发展，经过数年生聚，不仅经济将慢慢地实现自给自足，根据地也会日渐稳固，李自成将极有可能沿着曹操、朱元璋等人的足迹，完成制霸一方甚至一统天下的伟业。

但是，局势的迅速发展打乱了这一节奏——二月初二，李自成决定东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半月后、也就是三月十九日居然打进北京，灭了大明！

坐在崇祯曾经坐过的御榻上，李自成出现了瞬间的头晕目眩，幸福来得太突然、太不真实了。

革命成功了吗？

看上去像，却又不太像，因为有一揽子破事摆在他的面前，最突出的还是粮饷、粮饷。

早在三月初进入河南的时候，李自成就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三年前更糟，流民四走，饿殍遍地，闯军一到，没有挥臂已是应者云集，几天时间，加上明朝降卒，麾下居然又多了二十万兵力。

这群人加入义军可不是为了报仇报怨，更不是为了理想抱负，就是单纯地想吃口饱饭。如果达不到期望值，他们今天可以反明，明天就可以反闯。

李自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能拿出原来的老政策，即便是饮鸩止渴也顾不得了，因为远虑尚远，近忧却就在眼前。

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继续拿已经投降的官僚集团开刀，追赃助饷。

如此一来，军队的危机虽然暂时得以解除，但统治基础却被大大动摇——对于降官们来说，政治上不被录用，已经让他们丢了体面；经济上再遭受竭泽而渔式的压榨盘剥，又让他们集体心寒。

大顺得势的时候，这群人尚慑于兵威不敢造次。但当大顺一旦失势，他们便立即掉转枪口，与进关的满人迅速结成统一阵线，开始了对义军的反噬和围剿。

李自成集团所谓的“均田免粮”、“三年免征”都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战争早期确实起到了迅速凝聚人心、扩充兵员的巨大作用，但却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当进入北京之后，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延续襄阳、西安时的政策，大力发展工商业并恢复农业生产，通过工商税和农业税来解决军饷和行政开支，而不是以剜肉医疮的方式追赃助饷。到头来，老百姓没有得到现实实惠和政策保证，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官僚士绅的利益更是大大受损——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大顺军就把自己混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刚刚稳定下来没几天的李自成再次沦为流寇，踏上了逃亡路。

只是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这种失败的经济政策同样被满人作为反面教材借鉴和利用。

在大顺军的失败教训面前，这群从前只知道烧杀抢掠的鞑子突然间迅速“洗心革面”，成了正义之师和文明之师。为争取汉人地主阶层支持，他们宣布，凡在农民起义中失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对于普通老百姓，多尔衮多次下诏，除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外，田赋标准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征收。此举虽然在实际操作当中大打折扣甚至直接就是画饼，但是作为一项具有长期性质的政策，在当时却是极大地稳定并收买了人心。

虽然最后充当了明王朝的掘墓人，但是纵观李自成的整个军事生涯，他的整体战绩其实乏善可陈。中前期不仅跌宕起伏，还曾经几次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最后能够入主北京，凭着还是明王朝两线作战兵力分散、财政困难左支右拙和数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加持，可以说是运气大于实力。

但是，他和大顺军的好运也就到北京为止，尤其是山海关之战后，来自关外的那支虎狼之师检验出了这支军民起义军的真实成色，从清军入关的那一刻起，胜负的天平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李自成倾斜过。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就实力不济，从战略指导思想到在具体军事部署，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李自成还昏招迭出。

首先出现问题的是战略思想——明朝灭亡前后，他没能认清大清已经成为自己真正的敌人。

自从万历末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龙兴关外、确切说是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实现了迅速而猛烈的扩张，不仅辽东之地尽归其属，就连明王朝的世交林丹部蒙古也被其收入囊中。这支新兴势力时常南下，最远曾经到过山东甚至江苏北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入境，所过均为之一空。

腐朽没落的明王朝从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灭亡。

对于满人从股癣之患到腹心之疾的恶变和进化，后来很多经历过甲申之变的明臣深有感悟。1644年7月，南明弘光政权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指出，虽然是流寇打下了北京，但是女真人从三十年前就开始起兵作乱，正是因为和他们作战，我们花光了国库，导致后来面对农民军时连仗都打不起，所以，他们才是大明亡国的祸乱之源。

御史沈宸荃也持相同意见，说鞑子和流寇都不是好人，但正是因为我们在与鞑子打仗打穷了，流寇才乘势而起。

满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摸清大明的底细后，他们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自己的国策——从抢夺财物为主到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早在皇太极时期，他就已经看到了大明必亡，认为将来和他们争天下的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些农民起义军。

他甚至在安排诸将伐明时还特别嘱咐不仅不要与农民军发生正面冲突，还要卑辞下意来麻痹对方。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继承了这一指导思想。崇祯十七年正月，当听说李自成在陕西建立大顺并称帝的时候，多尔衮曾专门派使者前去联络，表达了希望两家联手，攻灭大明，共分天下的意图。

正志得意满的李自成对此未置可否，显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未来的敌人会是关外这群未完全开化的蛮子。

联手不成，多尔衮决定单干，而这次的他们的野心也加了码：先灭明，再打李自成。就像范文程所说：

这一年的四月初，李自成攻克北京灭亡明朝的消息传来，多尔衮当即决定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出兵南下，伺机趁乱分羹、进而夺取农民军的胜利果实。为此，多尔衮不惜举国动员，甚至还史无前例地下达了不杀不抢、秋毫无犯的军事禁令。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点大清做到了，而李自成还蒙在鼓里，所以，兵未接战，胜负已判。

1644年4月22日，当大顺军与平西伯吴三桂的大军在山海关拼死鏖战的时候，近十万清军精锐已经偷偷地来到了大顺军的侧翼，并随时准备发起攻击。

对此，李自成尚一无所知。

错误的战略思想导致了错误的军事部署，并错过了历史给予的一统全国的机会。

前面提到，既然为祸大明的满清政权已经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那么，加强辽东防务就随之成为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

此时的山海关一带是什么情况呢？

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根据勤王的诏令，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已于三月十三日带领辽东军队和官员全部撤入关内，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待命。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三月下旬，传来的却是大顺军攻破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在反复权衡之后，吴、黎二人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

形势至此可说是一片大好：关门无忧，李自成可以放心地进行内政和经济建设，稳定新兴政权。

但此时，李自成做出了第一个错误部署：没有加强或者更换辽东防务。

从陕西到北京一路摧城拔寨，途中但凡重镇，李自成表现地一般较为谨慎，都派驻心腹大将进行把守，像山西大同张天琳，河北真定马重僖等，唯独在山海关吴三桂等人投降后，他却没有安排嫡系大将出镇该区，而只是派明朝居庸关降将唐通前去接防。这就造成了后来吴三桂叛变时，李自成手里没有任何底牌可用，只能御驾亲征，把一次防御战打成了生死战。

李自成的第二个错误部署是分兵。山海关投降后，原辽东巡抚黎玉田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

这不是李自成的第一次分兵。

早在三月中旬快抵达北京的时候，驻守荆襄地区的大将白旺发来急报，说左良玉联合河南部分拥明势力，正对其发起进攻，请求支援，李自成二话不说就派袁宗第带人前去。打败左良玉后，袁宗第还顺便在加军路上到河南完成了一次平叛。看上去很美，但这两次局部上的胜利导致的却是全局的失败。因为在当时，白旺麾下虽然只有七、八万人，但均属百战精兵，完全可以牵制甚至打败左良玉，袁宗第的所谓支援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甚至还有点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因为袁宗第所携右营是大顺军五大精锐之一，如果不是派往湖广打酱油，而是参加后来的山海关之役或者京师保卫战，清、顺之间胜负之数还未足定。但结果却是，直到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白旺和袁宗第还分别在湖广和河南滞留，没有在决定国运的关键战役中起到半点作用。

不只是白、袁二部，攻占北京后，李自成认为大局已定，同样在兵力部署上采取了遍地开花、雨露均沾的策略，在河南、京畿以及山东等地派驻精兵，以稳定新占区域的形势。

平心而论，这样做本身并没有大错，但是，有大清这样一个强敌在旁窥伺的情况下，李自成的部署就属于轻重不分甚至本末倒置，更是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山海关战败后，撤回北京城仅仅七天，李自成就匆匆登基，然后率部西撤，打道回大本营陕西，原因就是北京及周边兵力严重不足，固守待援很容易让清军包了饺子，甚至还有可能外地援军尚未到达，北京城已经被攻破了。

李自成的第三个错误部署是西撤时在山西一带的布局。

退出北京之后，义军在河北望都、正定等地与清军的接战中被先后击败，无奈从井陉退入山西。

这时的清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退回北京进行休整。

按说，李自成应该借机坐镇太原，并从各地调精兵入晋，加强山西防务，就像“守江必守淮”一样，为自己的大本营陕西增加战略纵深。但是，可能是在与清军的连战连败中被吓破了胆，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带着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等一众高级文武官员率领主力部队继续西撤，返回西安。山西方面，则只是在大同、阳和、长治、太原及临汾等重要城市留下大将镇守，这其中甚至还包括部分明朝降将唐通、姜瓖等。

这一部署单从兵力上来说已经足以抵抗清军，但是隐患和问题却是一目了然。一是没有一名像刘宗敏、李过这样的中央大员进行节制并统一指挥，导致后来清军西征时他们各自为战并最终被各个击破；二是过于信任降将，基本上都是原职使用且带原部兵马，这些不稳定因素后来都无一例外地叛顺降清，成为决定双方胜负天平的重要砝码。像大同总兵姜瓖，李自成前脚刚走，他就杀死监制自己的大顺军大将张天琳，投降清朝。几个月后，镇守晋西北的唐通也叛降清朝，不仅让山西大部沦为清占区，大顺政权的整个陕北防务也暴露在清军之下，给后来阿济格（北路）和多铎（东路）分路进击埋下了伏笔。

李自成最后一次错误部署出现在襄阳。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下旬，从西安一路败退的李自成军到达襄阳，与原驻将白旺合兵一处。此时，大顺军的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万左右，就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在后面追击自己的清军阿济格部。而且，经过白旺数年经营，这一地区已经形成大顺政权一块比较稳固的后防根据地。所以，无论是从兵力还群众基础上来说，如果李自成就此停下逃跑的脚步与清军一战的话，即便不能立即翻盘，至少还有自存然后再求复兴的机会。

但是，李自成不顾白旺等人的劝阻，执意放弃襄阳，顺江东下，“声言欲取南京”。他的战略意图是想抢在清军之前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财赋重地，凭其富庶东山再起。

正是这次错误部署让李自成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首先，即便是夺取了南京乃至整个江南，但要想守住，一个重要的前提仍然是必须据有荆、襄——当年元军南下的时候，曾经在襄阳城下一筹莫展六年之久（金庸先生曾把这段历史写进了《射雕英雄传》），当襄阳守将吕文焕弹尽粮绝献城投降后，南宋便立即一败涂地并迅速亡国。

其次，白旺随李自成东下后，阿济格部清军迅速尾随而至，留守的大顺军裨将郑四维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杀掉大顺军荆州防御使孟长庚后向清军投降，把整个大顺军的后背彻底暴露给了清军。

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清军对荆襄一带的占领，标志着李自成从崇祯十五年（1942年）冬开始建立的各级地方政权全部土崩瓦解，大顺军一战回到解放前，彻底地沦为流寇。这一点在进占武昌后表现地最为明显，由于明军左良玉部在撤出武昌的时候不仅坚壁清野，还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这让失去后勤供应、随地筹粮的二十余万大军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再加上在随后的阳新、九江几次交战中均大败于清军，实力严重受损不说，军心、士气也一落千丈。

到四月下旬的时候，李自成发现东取南京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不得不改变行军路线，计划经江西进入湖南，然后再作打算。

五月初，当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境内九宫山的时候，突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由于当时正在查看地形，手下只带有二十多个护卫，一代枭雄竟然稀里糊涂地命殒当场。

从此，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基本落下帷幕，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渐渐转变成为抵抗外侮的民族矛盾。

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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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南明史》、《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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