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两国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已经展示出明显的差异。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面临着由清朝统治者的内外弊端所引起的逐渐衰落，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时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的发展路径，引发了人们对于两国历史进程的深思和探讨。
如果我们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历史事件，那么恐怕会觉得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匪夷所思的。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等地；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如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马关条约》所造成的影响是这样描述的：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而导致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作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曾对甲午战争评价道：“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后无数志在改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总结日本崛起的经验，然而当时中国人的所有总结都只追溯到明治维新，放佛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全是明治维新的功劳。时至今日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我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进行比较仍是史学界所热衷的一件事，而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命运。
在古代喜马拉雅山脉把世界分为两部分：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的中东、欧洲等地的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属于亚伯拉罕诸教的范畴；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套迥然不同于亚伯拉罕诸教世界的互动体系。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的这种互动体系是由以下几大要素组成的：政治上的宗藩朝贡体系、文化上的汉字文化圈、儒学和汉传佛教传播圈以及农业上的水稻种植文明。
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至少曾被纳入上面所说的几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圈子中的某个，有的甚至可能还被纳入到多个圈子之中。这其中朝鲜和越南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国都是定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藩属国，也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还从中国吸收了水稻种植技术。古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就这样构建起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国际体系，然而这种体系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被逐渐打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这一体系之中的国家除中国、日本、暹罗（泰国）三国之外均已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中国、日本、暹罗三国之中其实只有日本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日本在摆脱自己的民族危机之后更是转身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展开了侵略；相比之下中国尽管没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但诸多主权的丧失仍使其无可避免沉沦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即使在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之后中国仍处于一种于外部积贫积弱、于内部军阀混战的状态，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才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迎来了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
我国史学界过去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从而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化强国并进而开始对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然而明治维新难道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从天而降的变革吗？近代中、日两国都曾设法为摆脱民族危机而进行改革，可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为什么我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会失败？要解答这些问题不能把明治维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作为孤立的历史事件看待，而必须把这些事件还原到当时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中考虑。
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也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叫做“物质不灭”。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存在具有的无限、永恒、绝对的性质。当然物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续的运动变化状态，但绝不会凭空消亡。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演进又何尝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呢？历史并不是一个个孤立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一条永续发展的长河。
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点一滴汇聚才创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在历史的发展传承过程之中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彼此互相影响着，从而造就了滚滚向前递进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打开燃气灶生火做饭时我们不会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生火做饭这种方式的人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何等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的的确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看似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关的点点滴滴细节实际上恰恰是汇聚塑造我们今天所身处这个世界的根源。
明治维新和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凭空发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后果——正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积淀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土壤。过去我们的传统史观过于强调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的转折点意义，然而却因此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明治维新本身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种结果，所以对明治维新的分析就不能只单纯停留在这一事件本身。对明治维新的分析应当在纵向上拓展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历史时期，在横向上应当拓展到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分析。
如果我们把明治维新放在这样一种宏观时间轴上就不难发现：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就是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的一个特例。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明确地将日本列为一种与西方文明类似的独特文明：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曾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受到中华文明影响，以致于日本的文字结构就直接借鉴于中国汉字，然而日本从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就缺乏东亚大陆中央集权式的统治特征，反而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更为接近。
日本历史上始终缺乏像中国一样的大一统王权，而是形成了一种各地由各地武士阶级分控的幕藩体制。日本社会中的大名和武士更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骑士。这与中国的州牧、郡守等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样一种接近于西方的社会结构使近代日本更容易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什么说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使更容易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我在上文提到历史是一条永续发展的长河，而历史的永续运动其实是遵循一定逻辑的。
中国古人一般将这种逻辑称之为天命或天道，用我们现代唯物主义的观念来说这是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历史正是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不断演进正如河流遵循着河道不断往下流一样：在过往的历史岁月里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任何变化都是基于以往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变革都是在充分吸纳前代的基础之上而发生的。近代中、日两国的命运分野其实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天道“，那么何为天道呢？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这点我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得到：老鼠体型小，在食物链中处于下游，因此造物主就赋予它超强的繁殖力以弥补容易被捕食的缺陷；作为食草动物的羚羊则被赋予了奔跑速度和数量上的优势。为什么食肉动物的数量永远少于食草动物就是这个道理，否则生态系统就无法维持。人类社会其实也遵循一样的法则：并没那种社会形态、文明体系、国家制度是天生优越的，只有在某个特定历史适应本国的制度体系才是好的。
天道在赋予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文明体系一定优势的同时也会使其具备一定的固有缺陷。社会形态、文明体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就正如我们个人的性格并没优劣之分，只看谁更能适合他所在的环境圈子。对国家文明同样如此：并不存在先天的优越性，只看谁更符合特定时代发展的需求。任何社会形态、文明体系都同时具备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是由天道所赋予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每种社会形态、文明体系面临时代转折时就存在着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克服自身劣势的问题。
中国在人类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向定居农耕时代过渡时无疑是极为成功的，所以才能发展出绵延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相比之下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其实是失落的文明：如今的埃及人、希腊人甚至都不是建造金字塔和帕特农神庙的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然而当人类社会从定居农耕形态向工业化大生产形态过渡时中国为什么没能在第一时间适应这种变化呢？物理学上的惯性定律认为：若无外力作用物体将始终维持既定的运动状态，而物体质量越大则惯性大。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乃至整个生物进化史也遵循这一规律：在上一轮进化或变革过程中的胜出者由于过于适应于成功经验而往往成为下一轮进化或变革过程中最先淘汰出局者。当某一文明通过变革领先于其他文明时人们就会对自身文明形成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在下一波变革来临时就会出于对未知的不确定状态的先天抗拒心理而难以适应。这种纯理论的解释可能过于抽象，所以我为大家举一个曾真实发生在我们很多人身边的例子。
在我国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过去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国企职工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谋出路，要么就等着下岗分流。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等着厂子破产以后下岗分流而不愿提前自谋出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状态的先天抗拒心理。哪怕明知自己的铁饭碗已捧不了几天了，可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自谋出路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事实上大到一个国家同样也会存在对未来不确定状态的抗拒心理。
在世界进入近代历史之前中国早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大一统帝国形态，而这种制度也被证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相比之下这时日本所面临的变革难度其实是远远低于中国的：日本国土小、人口少、民族成分单一、历史文化底蕴相对欠缺，然而这恰恰使日本在面对千百年未有的变局时拥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本就一无所有还能有什么可失去的呢？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光脚的日本人本身没什么可失去的，那么当然就有敢闯敢变的冲劲。
相比之下有鞋穿的中国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还过得去，万一折腾到最后弄得自己没鞋穿可就麻烦了，所以中国人在当时有着强烈的保持既定状态的惯性思维。自从武士阶级崛起之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就遭到了破坏，在日本无论是统治日本的幕府，还是各地藩主，如果谁拒绝变革，恐怕不等洋鬼子杀来，就会被周围的其他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起来的藩主消灭掉。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本上上下下都有迫切的变革动机和决心，而这种决心是当时已日渐腐朽的清政府所不具备的。
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变革最大难点症结恰恰就在于如何突破定势思维、既得利益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具备打破束缚的坚强决心，然而同一时期清政府恰恰缺乏这种勇气与魄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注定。从1615年大阪夏之阵结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这238年间日本国内再无大的战事。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
所谓参觐交代制度是指：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尽管幕府制定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实力，然而无形之中这也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幕府出于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目的而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
与此同时藩主大名们往往处于攀比的心理在参勤上做足派头：纪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齐顺在1841年的参勤就动员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马。这一路上这么多人的食宿就足以对所经之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了。后来幕府为便利藩主大名们的参觐交代还开通了五大商路和几条海路。交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农民进城和城市化现象。1720年江户的人口已达到100万。
相比之下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后才达到74万，直到光绪年间才达到108万。除了江户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万人口、京都有34万，而英国伦敦同期的人口为70万，也不如日本的江户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欧洲只为2%，如果算上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那么日本的城市化率则达到10%，而同期的清朝仅为6.9%。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刚起步时日本的金刚组已屹立千年不倒，大阪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货市场。
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始于16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创立发行，然而世界上最早的期货交易所却不是诞生于西方国家，而是1710年诞生于日本的堂岛大米会所。这一年对应的中国历史年号是康熙四十九年。堂岛大米会所的合约严格规定了交易标的物大米的等级标准、数量、价格变动幅度、交割时间等，确立了现代期货标准合约的诸多要素。当时堂岛大米会所的交易空前繁荣：从业的做市商有千人之多，会所开出的标准合约最多时有11万多包 ，而当时全日本的实物大米只有3000包。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研究，还教民间小孩们识字。地方上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藩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武士阶层的文化水平——当时日本的军队系统实际由武士构成，包括部队的文书、会计等文职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担任，这就要求武士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一些思想较为开放进步的藩校就已经开始增设外语、军事、工程学等学科。
除了学问所和藩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和寺子屋。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维新前夕算上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已达到7万家之巨。1850年的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还会学习《商业指导》、《百商教程》等实用技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听懂官方文告，学会开具发票、记明细账、阅读农学手册等。
1754年若狭小浜藩的医生杉田玄白和他的朋友山胁东洋得到京都所司代的允许用死刑犯的尸体进行了一次人体解剖实验。1774年由杉田玄白成功翻译了荷兰语解剖学书籍《解体新书》，书中所使用的“神经”、“软骨”等词汇后来还传到了中国。1821年伊能忠敬、高桥景保运用西洋传入的近代测绘技术制成了《大日本沿海舆地图》。1827年日本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书籍《气海观澜》出版，十年后日本史上第一部介绍近代化学的书籍《舍密开宗》出版。
《舍密开宗》出版三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此可见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先于中国接触到近代医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部世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了解也比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更为深入：1788年大槻玄泽出版的上下两卷《兰学阶梯》系统介绍日本与荷兰的通商贸易史以及西方科学在日本兴起的过程。1810年高桥景保搜集日本、中国和西洋的资料绘制成《新订万国全图》。顺便提一下在这副世界地图中钓鱼岛被标记为中国领土。
1774年继位的萨摩藩主岛津重豪在自家领地创办了医学校，后来又建立了研究天文和数学的学校。1851年岛津重豪的孙子岛津齐彬就任藩主后在今天的鹿儿岛市规划了一片近代化工业试验区——集成馆。集成馆曾尝试仿制反射炉、玻璃、瓦斯灯、水雷、火炮、轮船、纺织机等近代工业产品。过去有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洋务运动要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然而如果把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从集成馆时代算起则要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还要早十年左右。
1853年美国黑船用炮舰强迫日本打开了国门，七年后日本人就驾驶着咸临丸号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壮举。咸临丸是1857年日本从荷兰购买的一艘小型军舰。咸临丸总吨位不足300吨，只配备有100马力的蒸汽机，因此只有在进出港时才使用蒸汽，而在航行过程中是借助风力作为动力的。七年前才见识到美国人的蒸汽轮船、学习驾驶蒸汽船技术不过五年的日本人就是用这样简陋的一艘船横渡太平洋抵达了旧金山。日本开国后不仅主动遣使访问考察欧美国家，还在1862年派出 “千岁丸”号访华。
在1862年出访中国的日本考察团中就有后来倒幕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高杉一到中国上海就去书店问有没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结果被老板反问：“那是一本什么书？魏源是何许人也？”就是这本在当时的中国无人问津的书在当时的日本被先后再版20多次，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农业、商业、教育、运输、科技都已发展到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而明治维新恰恰正是这一切运动发展的结果。
如果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外力作用刺激下自身社会形态的发展，那么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则完全就是外力刺激下被动的应激反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并没唤醒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统治者，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师沦陷才使身居紫禁城中的最高统治层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于是一场旨在学习欧洲国家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随即展开，然而洋务运动始终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层面：洋务运动由始至终也只停留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层面。
然而洋务运动只想引进别人的坚船利炮，却从未思索过别人为何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想单纯依靠复制别人的技术实现富强，却不愿认真分析别人的技术所依托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洋务运动的这种先天缺陷在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出来：长期以来清军的武器装备一直主要依赖于采购，而没掌握自主标准化生产的核心技术。由于清政府缺乏自己完整的军工生产体系，所以更多只能从海外进口武器。总体上清军的武器国产化程度是比较偏低的，少有的几种国产武器也是与引进的西洋武器混用的。
战后日军曾对日军伤兵的伤口进行过仔细分析，结果发现造成日军士兵伤口的武器有德制毛瑟单发枪、毛瑟连发枪、英制施耐德步枪、恩菲尔德步枪、马提尼-亨利步枪、美制温彻斯特步枪、雷明顿步枪、斯宾塞步枪、法制米涅步枪、夏斯波步枪、仿制毛瑟枪以及清军自制的土式抬枪等二十余种枪械。这种情形首当其冲造成的结果就是给清军的弹药补给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所使用的弹药型号是不同的，然而清军在弹药的管理方面却是一塌糊涂。
表面上清军的武器装备似乎并不落后于人，然而上了战场才发现事先准备的弹药根本与所用的武器型号不匹配，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的保养维护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毫无疑问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清军的作战效率。相比之下尽管日本从1889年起明治十八年式村田步枪和明治二十二年式村田步枪就成为日军中的标配武器。洋务运动后的清军尽管装备了看似先进的热兵器，然而军事理念、指挥系统、后勤补给完全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这样的军队中指挥系统混乱、后勤保障不力等问题是常事。
甲午战争前清朝的经济总量的确远远大于日本，然而清朝的经济体系仍是旧式封建经济，日本则是一个已完成经济转型的国家。战争期间日本先后发行过4次军事公债：发行额1.249275亿日元、收入额1.22445亿日元。当时日本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和接受民众捐款募集军费，然而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从没借过一分钱外债。1894年10月日本在广岛召开的第七届临时议会通过的预案是临时军事费用1.5亿日元和发行战争债券1亿日元，但实际的军费支出并没达到2.5亿日元。
截至1896年3月日本公布的实际军费支出为20047.6万日元。《马关条约》是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而日本方面的军费开支是在1896年3月公布的，也就是说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近一年。事实上日方所公布的军费开支并非全部用于战争期间，而是包括了战后经营台湾、安置退伍士兵等一系列开支。直到这时日本的军费开支以及战后安置费用仍没超出预算。相比之下清政府这边所筹措的军费只有日本的一半不到，但已有58%是靠举借外债筹集的。
北洋水师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产物曾被《美国海军年鉴》认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舰队，然而北洋水师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事实上近现代海军本身就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大航海时代的一个进攻性兵种。尽管我国热爱和平，不搞帝国主义列强那套侵略殖民政策，但我们也必须争夺世界范围内的制海权以守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我所谓的海外利益包括但不局限于能源安全、贸易安全以及海外侨民的安全。
一国海军的定位应当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并进而保护本国的海外利益，然而在甲午海战中清政府却死抱着固守渤海门户的理念不放，拱手将制海权让给日本，以致于日军在攻占清军岸防炮台后利用清军炮台和海上的战舰对北洋水师进行前后夹击。这充分证明了一个真理：一支不立足于能和敌人争雄于海上从而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仅仅只立足于近海防守的海军在日新月异的年代注定要打败仗。恰恰正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事实上北洋水师海权意识的缺失正是洋务运动固有缺陷的体现：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不是希望建设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而是想通过引入西方先进的技术手段维持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甚至进而重新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清政府从来也没想过要主动出击收复失地乃至进而开拓自己的海外利益。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在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甲午之战后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时间轴上可以看出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孤立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与其之前日本历史的发展存在因果关系，而明治维新同样对日本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在通过明治维新摆脱自身的民族危机之后就转而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德战争......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一次次得手之后变得越来越大，直到1945年日本的侵略野心终于在全世界人民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时我们再回头看明治维新又会由不一样的理解。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际上所展现的是这样一条历史脉络：由发展到逐渐繁荣强大，然后随着侵略野心的膨胀而走向自我毁灭，再后来又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实现复兴。明治维新本身不是一次孤立的历史事件，而1945年日本的战败投降也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后日本侵略扩张意识的抬头在某种意义上就已为1945年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那么如果我们同样把洋务运动放到如此长远的历史时间轴上去审视又会发现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从长远来看仍存在历史意义。
中国的近代史往往被视为是一段饱受欺压的屈辱史，然而与此同时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艰难求索的奋斗史。中国近代史上曾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活动：第一次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三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从此在中国开启了一个变革的时代，在此之后无数仁人志士继续奋斗才终于使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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