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诞生于18世纪之初,去世于18世纪的最后年代。可以说中国的这段时期,乾隆长期站在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中国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的思维、言行都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
后世对乾隆帝的评价总体来看是功大于过的,至少在他统治的前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其繁荣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王朝。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1:经济方面
之所以说乾隆时代经济发展超越历朝历代,这可以从人口数量进行分析。乾隆朝以前,历代人口的最高峰值大约在六七万人,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个统计比实数偏低,明朝后期中国人口已达1亿人。即便如此,乾隆六年时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亿4千万。其后继续增长,至乾隆六十年达2.97亿人。
人口增长必须以农业生产的相应增长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乾隆之前中国社会最多产生了足够养活1亿人口的粮食,而到了乾隆末,中国已能够生产足够养活3亿人的粮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力之所以有如此的巨大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安定,中原地区长期没有战乱;二是清廷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三是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传入,在18世纪广为传播;四是边疆的开发,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原地区过剩的人口向四周辐射迁徙,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长。
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本,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乾隆时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也是乾隆一朝超过历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同时,在手工业方面,如丝织业、制瓷业、矿业等行业中有了手工业工场,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若干商业城镇内,向全国辐射开来。尽管这些手工业还不足以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新的因素毕竟已经出现,并且手工业的水平也超过了前代。
2:政治方面
清王朝承袭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皇帝驾驭全国,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尊严。皇帝之下有一整套金字塔式的官僚机构,皇帝站在塔顶,通过谕旨的传达,贯彻命令、执行政策,使庞大、复杂而极不平衡的社会各个部分,相互协调,按照秩序和节奏运转。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留下了种种弊端和毒瘤,母后、外戚、宦官、宰相专政或藩镇、朋党的争夺,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无休止的倾轧与纷争。自康熙以后,清王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使得这些弊端减轻到最低程度。
因而,有清一代,无外戚、宦官、宰相之专政,藩镇割据也在三藩之乱后彻底终结。母后擅权发生于晚清慈禧太后身上,但总体而言,也无汉唐两代严重。
乾隆帝即位后,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努力使中央集权更加集中。即位之初,最高统治圈内,有鄂尔泰、张廷玉的门户之争,但这不足以威胁皇权,乾隆帝仍然高踞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他自称:“朕为天下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
乾隆皇帝很重视君臣关系,重视中央集权,他写过一篇文章反驳宰相的地位和作用,曰:“所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暴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乾隆后期,因重用和珅导致风气败坏,贪污贿赂公行,而乾隆也试图挽回这一江河日下的趋势。他命令检举整顿,屡兴大狱,严厉打击贪污不法行为,尽管他没有根本扭转腐败的风气,但大案迭起,严刑峻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3:军事方面
乾隆一朝武功极盛,扬威海内,为完成国家统一、保卫领土主权而进行的战争,比前朝规模更大,意义更重。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实际上,乾隆发起的战争远远不止10次。历次战争的背景、起因、性质、规模、意义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实现统一或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有的则是镇压农民起义。对此,应当分别看待,具体分析。
乾隆朝战争频繁,但从本质上而言,乾隆帝并非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帝王。相反,他常以“佳兵不详”、“息事宁人”自勉和告诫子孙。在乾隆统治的前期重大的军事行动并不多。他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
当然,在必须用战争手段来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战机到来时,乾隆也从不犹豫,他能迅速下定决心,做出正确的判断,如平定准噶尔之役便是典型。
此外,乾隆朝反击廓尔喀入侵也是一场保卫祖国领土的正义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一场战争。面对山高天寒、军行困难、粮饷不济的逆境,乾隆帝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付之不问,何以安卫藏而靖边圉”。他毅然决然搬兵入藏,驱逐侵略者,捍卫领土完整。
同时,乾隆帝在用兵方面也有不少的失误,而且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例如停止对缅甸、安南的征讨,在碰得鼻青脸肿后幡然醒悟,议和修边,边界得以安宁。
4:文化方面
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各有造诣和特色,很难评价孰优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较以往来说,并无逊色,除了大量编撰各种经说、方略、官书外,还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3400多种,近8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此书保罗宏富,浩瀚广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总汇。
此外,乾隆朝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极为兴盛,以惠栋、钱大昕、江永、戴震、王念孙、阮元等为代表的考据学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被称为“乾嘉学派”,他们著作繁多,影响深远。史学方面还有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地学方面还有齐召南、祁韵士、徐松等,他们都有突出的成就。
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书于乾隆初年,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诗歌方面,沈德潜的“格调诗”,袁枚的“性灵诗”,翁方纲的“肌里诗”;散文方面,方苞、姚鼐的“桐城派”、张惠言的“阳湖派”,如奇花异葩,竞放于诗坛文苑。
绘画则有“扬州八怪”及文人画、宫廷画、西洋画;书法则有张照、邓石如、刘墉、永瑆等名家辈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之精华,为后世临摹的范本。戏曲方面,昆腔与乱弹并行,正处于脱变时期;乾隆末年,徽班进京,我国最大的剧种——京剧,于此时形成。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我们研究、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帝王,不可有单凭一面之词,要从他的思想、行为、政策方面出发,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着眼于那个时代,毫无疑问,中国的18世纪就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舞台,他是主角,其他的都是陪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