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人类是否在逐步向善进化这个问题，牵扯着道德观念和人类行为的本质。在我们每天面对着种种道德和伦理困境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思考，人类到底是不是在不断地朝着更为善良和高尚的方向前进呢？或许，这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和思考。

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1］

文/康 德 译 /李秋零

人们在这里想知道什么？人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些？关于人们预知未来事物的概念的划分进步问题不能通过经验直接解决然而，预卜的人类历史必须以某种经验为出发点关于我们时代将证明人类道德趋势的一件事情预卜的人类历史关于公布着眼于向最佳世界进步的公理的困难人类向善的进步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唯有在什么样的秩序中才可以期待向善的进步？结束语

1.人们在这里想知道什么？

人们要求有一部人的历史，不是关于过去时代的历史，而是关于未来时代的历史，因此，它也就是一部预告的历史。如果它不是按照已知的自然规律（例如日食和月食）安排的，那么，它就被称作预卜的但却是自然的；然而，如果它仅仅是通过超自然地通报和扩充对未来时代的展望而获得的，那么，它就被称作是预言的（先知的）。此外，如果要问，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那么，这里所讨论的也不是人的自然史（例如将来是否会产生新的人种），而是人的道德史；而且也不是依据［singulorum（各个个人的）］类概念，而是依据在世间联合成为社会的、划分成为各个民族的人们的［universorum（全体人们的）］整体。

2.人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些？

作为对未来时代中将要发生的事件预卜的历史描述，也就是作为对应该发生的事件的一种先天可能的阐述。但是，一种先天历史何以可能？回答是：如果预卜者自己制造并且实现了他预先报道的事件。

犹太先知们曾经准确地预言道：或迟或早，他们的国家不仅将要衰败，而且将要彻底解体。之所以准确，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命运的发起人。——作为民族的领袖，他们却使自己的制度承受起如此众多的宗教方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事方面的负担，以致使自己的国家根本无法独立地存在，尤其是无法与邻近的民族共存。因此，他们的祭司们的哀歌自然要徒劳无功地消散在空中。这些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图，决心维护他们自己制造的无法持续的制度，这样，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预见到了事情的终结。

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自己影响所及的情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在预卜这方面，他们有着同样的幸运。——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根据人们的现状，而不是像对世界一窍不通的学究或者好心肠的幻想家的梦幻那样，去设想人们应该怎样。但是，人们是怎样的，这就等于是说，我们通过不公正的强迫、通过告密的、提供给政府的报告使人们成为什么样的，即成为固执的、容易发怒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这些政治家稍稍放松自己的缰绳，当然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这将实现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国务活动家们的预言。

有时，神职人员也预言宗教的彻底衰败以及基督的敌人即将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恰恰是做了导致宗教衰败所必需的事情。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给自己的教徒灌输直接导向善的道德原则，而是使间接导向善的戒律和历史信仰成为本质性的义务。虽然由此也能够产生机械的一致，但是，这种一致只能在一种公民制度中产生，却不能在道德信念中产生。不过，这些神职人员转眼又去抱怨自己造成的无信仰现象，这种现象是他们在这之前无须特殊的预卜才能就能够预告的。

3.关于人们预知未来事物的概念的划分

能够包含一种预告的情况共有三种。人类在道德规定上或者是在不断地向恶倒退，或者是不断地向善进步，或者永远停留在它现今在创世的诸成员中间所拥有的道德价值阶段上（在圆周中环绕同一个点所做的永恒旋转与这种停顿是一回事）。

我们可以把第一种断言称作道德上的恐怖主义，把第二种断言称作幸福主义（从宏观上考察进步的目的，也可以把幸福主义称作千年福王国）。但是，第三种断言可以被称作阿布德拉主义。［2］因为在道德事务中，真正的停滞是不可能的，而一种经常变化多端的上升与同样经常、同样深刻的倒退（仿佛是一种永恒的摇摆）的结论只能是，似乎主体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处于停滞之中。

a.人类历史的恐怖主义表象方式

在人类中，向恶的堕落不可能不间断地持续，因为这种堕落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自己就会绝灭。因此，在堆积如山的巨大恶行以及与此相应的灾难的增长过程中，将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再也不能继续变恶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这个世界毁灭在火中之后，虔诚的幻想家已经在梦幻着万物和一个新世界的复兴。

b.人类历史的幸福主义表象方式

在禀赋中，来自我们本性的善和恶的数量总是保持同一，在同一个个人身上，它们既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这也许是被人们一直承认的。为了通过主体的自由使禀赋中善的这种限量增加，主体需要拥有比以前更大的善的基础，因此，这种限量是怎么增加的？结果不能超越作用因的能量，因此，在人身上与恶混杂的善的限量不能超越此人努力达到的、并且由此继续向更善进步的某种善的尺度。所以，幸福主义，以及它的乐观主义希望，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在善的轨道上持久的进步，似乎也很难指望它为一种预卜的人类历史说什么好话。

c.从人类的阿布德拉主义假说

到人类历史的预定这种意见大约会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忙碌的愚蠢是我们这个类的特征。迅速地踏上善的轨道，但却又不坚持这一轨道，而是逆转进步的计划，以便自己不被束缚在一个唯一的目的上，哪怕是通过轮换来实现这一点也在所不惜;建设，是为了拆除；担负起把西绪福斯［3］的石头推上山去这种毫无希望的辛劳，是为了让这石头再重新滚下山来。——在此，人类自然禀赋中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不仅互相融合（交融），而且互相中和，其结果就是无所作为（在此，这就叫做停滞）。通过前进和后退使善与恶互相交替，以致使我们的类在这个星球上与自身交往的全部活动必然被看作纯粹的闹剧，真是碌碌无为。在理性看来，这并不能为我们的类创造比其他动物族类更大的价值。其他动物族类从事这种活动，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而且无须知性这种奢侈品。

4. 进步问题不能通过经验直接解决

虽然从总体上看，人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是在向前推进，被视为处在进步之中，然而，谁也不能担保，由于我们的类的物理禀赋，倒退的时代并非恰恰现在来临。反过来说，即使人类加速向恶倒退，我们也不应感到气馁，认为并非恰恰在此时就可以发现一个转折点［punctum flexus contrarii（向相反方向转折的点）］，在那里凭借着我们的类的自然禀赋，人类的进程重新转而向善。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是能够自由行动的存在物，尽管可以事先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但却无法预告他们将做什么；他们善于在事情变得相当糟糕时从对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灾难的感受中获取一种强化了的动力，把事情做得比过去更好。但是“可怜的终有一死的人，在你们中间，除了反复无常之外，没有什么常驻的东西”（修道院院长科耶尔［4］语）。

也许，毛病出在我们选错了考察人类事物进程的观测点，以致在我们看来，这种进程显得有点荒谬。从地球上看，行星时而后退，时而停滞，时而前进。但是，选取太阳为观测点，按照哥白尼的假说，它们的运行是有规则的，不过，这种选取只有理性才能做到。一些人，往往还不是不明智的人，即使自己由此而陷入第谷［5］的循环和本轮循环［6］，乃至陷入荒唐无稽，也喜欢僵死地固守在自己解释现象的方式上和曾经选取过的观测点上。——但是，不幸恰恰在于：在涉及预告自由行动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使自己处于这种观测点上。因为这是天意的观测点，它超越了人类的一切智慧。人类的智慧也涉及人的自由行动，但是，人虽然能够观看这种自由行动，却不能准确无疑地预见它们（对神的眼力来说，这里不存在任何差别）。因为为了能够预见，人需要依照自然规律的联系，但在涉及未来的自由行动时，人却必然缺乏这种引导或者指示。

如果我们赋予人一种生而俱有的、虽然有限但却始终不渝的善良意志，那么，人就会能够有把握地预告人类向善的进步，因为这涉及一件他自己能够制造的事情。但是，由于禀赋中善与恶的混杂，而他并不认识这种混杂的程度，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够从这中间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5. 然而，预卜的人类历史必须以某种经验为出发点

在人类中，必须有某种经验，它作为事件，能够指示出，人类的某种性质和某种能力是人类向善进步的原因和（由于这应该是一种赋有自由的存在物的业绩）作者。当然，如果共同起作用的情况发生，那么，由一个给定的原因出发，是可以预告作为结果的事情的。但是，就像在赌博中的概率统计一样，上述共同起作用的情况总有一天会必然发生，这在大体上是可以预告的，但却不能确定，在我有生之年是否会发生，我从中是否会获得将证实那种预告的经验。——因此，必须寻求一件事，它将在时间方面不确定地指示出这样一种原因的确实存在以及它在人类中的因果性的行动，它将使人推论出向善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结论还可以扩展到过去时代的历史（过去一直处在进步之中），以致那件事本身并不必须被看作进步的原因，而是必须被看作指示性的，看作历史的征兆［signum rememorativum,demonstrativum, prognosticum（记忆的、指示性的、预测的征兆）］。因此，从整体上看来，也就是说，不是根据个人来看（因为这会成为一种无休无止的列举和计算），而是像这个整体在世间被划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那样来看，那件事情将能够证明人类的趋势。

6. 关于我们时代将证明人类道德趋势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在于由人做出的重大业绩或者罪行，这些业绩或者罪行使伟大的东西在人那里变得渺小，或者使渺小的东西变得伟大，例如，就像玩魔术一样，古老的辉煌的国家消失了，另一些国家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代替了它们。不，根本不是这一切！它仅仅是观众的思维方式，它在这伟大转变的过程中公开地表现出来;它是对一派参与者在与另一派参与者的对立中的普遍的、然而并不谋私利的同情，甚至甘冒这种派性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危害的危险;它（由于普遍性）证明了人类在总体上的一种特性，同时（由于无私性）也证明了人类的一种道德特性，至少在禀赋中是这样。这种特性不仅使人期望向善的进步，而且就进步的能力目前已经足够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个思想丰富的民族进行了革命，这种革命可能会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会充满了不幸和残暴行为，以致如果第二次进行这种革命，那么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可能会希望它顺利地进行，但他永远也不会决定进行这种代价高昂的试验。——我认为，这种革命如愿以偿地在所有观众（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种活动中去）的心灵中找到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它的表现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原因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人类的道德禀赋。

这种倾注的道德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权利的原因，其他势力决不能去阻碍一个民族建立它自己认为好的公民制度;第二，目的（它同时也是义务）的原因，在本性上，一个民族的制度唯有能够按照原则避免侵略战争（至少在观念上，这种制度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共和主义制度），因此能够阻止战争（一切灾难和道德败坏的源泉），否定性地保障尽管有各种缺陷的人类向善的进步，至少使它在进步中不受干扰，才是自在地合法的、在道德上是善的。

因此，虽然由于一切激情本身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所以也不能完全赞同狂热，但是，上述情况以及对善的富有激情的同情，即狂热，却借助这段历史为对人类学十分重要的说明提供了动因：真正的狂热总是只涉及理想的东西，而且只涉及道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权利的概念，不能被嫁接到自私自利上去。通过金钱酬报，并不能使革命者的敌手充满纯粹的权利概念在革命者心中所产生的热情和崇高思想，在那些注意到自己所属民族的权利，并且把自己看作这种权利的维护者的人的武器面前，甚至古代军事贵族的荣誉概念也消失了。甚至在丝毫没有参与发挥作用的意图的情况下，在外部观看的公众也赞同这种激昂的情绪。

7. 预卜的人类历史

在基本原理中，必须有某种道德的东西，理性把它看作纯粹的，但同时，由于巨大的、划时代的影响，还把它看作某种说明为此而承认的人类灵魂义务的东西，它涉及人类在总体上的统一［non singulorum, seduniversorum（不是各个个人的，而是全体人们的）］，它的预期的成功和成功的尝试赢得了普遍的、无私的同情。——这件事物是现象，但不是一场革命的现象，而是（像艾哈德先生所说的那样）一种自然法制度进化的现象。虽然在野蛮的争斗中，这种制度本身还没有实现——因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战争摧毁了所有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法制——但是，它却可以引导人们为一种能够没有战争嗜好的制度而努力奋斗，即为共和主义制度而努力奋斗。共和主义制度或者是就其国家形式来说的，或者是在元首（君王）统一的治理方式上，类似于一个民族根据治理国家的普遍权利原则制定的法律。

现在，我向人类宣布，根据我们时代的外貌和征兆，无须先知者的头脑就能预告这种目的的实现，因而同时也就能够预告人类向善的进步从今以后不再完全逆转。人类历史中的这样一种现象不会再忘掉自身，因为在人的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向善的禀赋和能力，这是任何一位政治家从事物迄今为止的进程中所不能玄思出来的。按照人类内在的权利原则，唯有它把自然与自由统一起来，但是，就时间来说，它是不确定的，它只能从偶然中预告事物。

但是，即使现在仍然没有实现在这种事情中预期的目的，即使一个民族制度的革命或者改革最终归于失败，或者说，在这场革命或者改革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重新回到旧日的轨道（就像政治家们目前预卜的那样），那种哲学预告也没有损失任何效力。——因为那种事情太重大了，与人类的利益关系太密切了，根据它对世界的影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扩散太广了，以致不会不以任何有利状况的诱因使各民族再想起它，唤起它们重复这种方式的新尝试，因为在对人类如此重要的事情上，预期的制度必然会最终在某个时刻获得那种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必然会在所有人的心灵中通过经常的经验造成教诲。

因此，认为人类始终处在向善的进步中，以后将继续进步，这不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出自实践意图值得推荐的命题，而且是违背所有无信仰者的意愿，即使对于最严格的理论也站得住脚的命题。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在某一个民族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注意到在地球上所有将逐渐地参与其事的民族中的扩散，那么，这一点将开启对一个无法预测的时代的展望。例如，在人出现之前，自然革命的第一个时代（按照卡姆佩和布卢门巴赫的说法）仅仅埋葬了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假若在这个时代之后，不会出现第二个对人类如法炮制，以便让其他造物登上这个舞台的时代，那么，上述情况是成立的。因为对于大自然的无上威力或者对于我们无法认识的大自然的最高原因来说，人只不过又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如果人类的统治者也这样看待人，也把他当作微不足道的存在对待，一方面把人纯粹当作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使他像动物一样地承受重负，另一方面又使人们陷入彼此之间的争斗，以便使他们任人宰割，这就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而是逆转了创世本身的终极目的。

8. 关于公布着眼于向最佳世界进步的公理的困难

人民启蒙就是公开地教给人民相对于它所属的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因为在这里仅仅涉及自然的、从共同的人类理智产生的权利，所以，这些权利的自然宣示人和解释人在一个民族中就不是由国家指定的有官职的权利教师，而是自由的权利教师，也就是说，是哲学家。虽然哲学家们的意见不是秘密地向民众提出的（作为民众，他们很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哲学家的意见和著述），而是恭敬地向国家提出的，虽然国家受到恳求要铭记人民合法的需求，而如果整个民族都想陈述自己的疾苦(gravamen)，那么，除了公布于众这种途径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实现的途径。但是，由于哲学家们允许自己享有的自由，对于始终只追求统治的国家来说，他们仍然有伤风化，仍然被称作启蒙者，被诋毁为危害国家的人。因此，禁止公布于众，将阻碍一个民族向善的进步，甚至在仅仅涉及他们的最低要求、仅仅涉及他们的自然权利的事情上，也是如此。

另一种隐讳就是隐讳一个民族制度的真正特性，尽管这种隐讳很容易被识破，但是，要求一个民族遵守这种隐讳是合法的。说大不列颠民族是一种无限制的君主制，是对这个民族尊严的伤害。他们乐意让人们说自己是通过议会两院作为人民的代表来限制君王意志的制度。不过，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君王对这些议员们的影响是如此大，如此毋庸置疑，以致除了君王所意欲的事情以及他通过自己的大臣所建议的事情之外，所说的两院不会决定任何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君王有时候也建议作出一些决定，他知道，这些决定将会使他自己遭到反对（例如由于黑奴买卖），这也正是他自己制造的。他的目的在于给议会的自由一个虚假的证明。——事物特性的这种表象自身包含了虚假的东西，以致根本不能再寻找真正正当的制度。因为人们自以为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例证中找到了这种制度，而且一种骗人的公论也用虚构一种受到出自人民的法律限制的君王来迷惑人民。而在此时，人民的代表们却被贿赂收买，背地里使人民听命于一个绝对的君王。

一种与人的自然权利相吻合的制度的观念，即服从法律的人们同时也应该联合起来成为立法者，是一切国家形式的基础。在观念上通过纯粹的理性概念想到的共同体，叫做柏拉图的理想［respublica noumenon（国家的本体）］，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幻影，而是市民制度本身永恒的规范，它清除了一切战争。按照这一规范组织起来的市民社会是这一规范通过一个实例按照自由规律在经验中的体现［respublica Phaenomenon（国家的现象）］，它只有在各种各样的争斗和战争之后才能艰难地实现。但是，如果这种社会制度有朝一日得以实现，那么，为了消除战争这种一切财富的毁坏者，这种社会制度有资格成为一切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因此，实现这样的制度是一种义务，但是，（由于这一点并不能马上实现）虽然实行独裁统治，但却按照共和制（不是民主制）进行治理，这在目前是君王们的义务。这就是说，按照符合自由规律精神的原则（就像一个具有成熟理性的民族会为自己规定的那样）对待人民，尽管在条文上并不征求人民的赞同。

9. 人类向善的进步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收益？

不是信念中的道德观念的日益增长的量，而是在合乎义务的行动中它们的合法性的结果的增长，无论它是通过什么动力引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做出的越来越数不清、越来越好的优秀业绩中，因此，只有在人类的道德特性的现象中，才能规定促使人类向善的收益（结果）。——因为我们用来论证这种预告的只有经验的材料（经验），就是说，这种预告是以我们的行动产生的物理原因为基础的。我们的行动本身是现象，但不是道德现象。道德现象包含了应该产生的事物的义务概念，唯有这个概念才能被纯粹地、先天地提出。

渐渐地，强者方面的暴行将会减少，对法律的服从将会增多。一方面出自荣誉心，另一方面出自对自己在共同体中的利益的正确理解，善行增多了，诉讼中的争吵减少了，诺言的可靠性也增多了。最终，这种状况也扩展到了各民族互相之间的外部关系，直至一个世界公民的社会。而在这同时，人类的道德基础却不会有丝毫的增长，为此，必须还有某种新的创造（超自然的影响）。——因为在人类向善的进步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许诺过多，以免遭到政治家有道理的嘲弄，政治家总是喜欢把进步的希望看作一个发疯的人的梦幻。

10. 唯有在什么样的秩序中才可以期待向善的进步？

回答是：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进程。——期望通过在家庭传授以及在学校（从最低级的学校开始一直到最高级的学校）中教育青年掌握精神文化、道德文化以及由宗教学说加强的文化，最终不仅能够教育优秀的国家公民，而且能够使优秀的东西继续进步，并且保存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希望获得预期成果的计划。因为尽管人民认为，教育青年人所需的经费并不必然给自己带来负担，而是必然给国家带来负担，但是，从国家这方面来说，由于它把一切都用于战争，因而也就没有余钱来为勤奋的、乐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教师发薪（就像毕兴［7］所抱怨的那样）。不仅如此，而且整个教育机构如果不按照最高政权的审慎计划、不按照它的这种意图设置、运行，并且始终保持同一，那么，它也就没有任何连贯性。为此，就要求国家不断地进行改革，虽然不能进行革命，但可以尝试着进行变革，不断地向善进步。但是，由于进行这种教育的还是人，因而这些人自己也必须受教育，所以，由于人类本性的这种缺陷，鉴于有利于造成这样一种效果的各种事态的偶然性，只能期待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智慧（如果它是我们看不见的，就叫做天意）中得到人类进步的希望，这种智慧就是肯定的条件。但是，为了人们在此能够期待、能够要求的事物，只能期待否定的智慧来促进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人们将被迫使道德的最大障碍，即总是使道德退步的战争，首先逐渐地更符合人性，然后日益减少，最后使侵略性的战争彻底消失，以便选择一种能够坚持不懈地向善进步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的本性，它建立在真正的权利原则之上，不会削弱自身。

结束语

一位医生天天用空话敷衍自己的病人，他告诉病人们，他们不久就会好转。他告诉第一个病人，说他脉搏跳动好转了；他告诉第二个病人，说他的痰预示着好转;他告诉第三个病人，说他的汗预示着好转。一天，病人的一位朋友来访。第一个问题就是：“朋友，您的病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好转这种说法吵得我要死。”——如果有人在政治灾难方面开始对人类的解脱和人类向善的进步丧失信心，我并不会为此而责怪他。然而，我相信休谟开出的英雄的药方，它是一种快速的疗法。——“如果我现在（休谟说道）看到各个民族正在进行互相敌对的战争，那么，这就好像我看到两个醉鬼在瓷器店里大打出手。因为不仅他们互相造成的鼻青脸肿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好，而且他们事后还必须赔偿自己所造成的一切损失。”SerosapiuntPhryges（特洛伊人明智起来已经太晚了）。但是，当代战争的惨痛后果却能够迫使政治预卜家承认即将来临的人类向善的转变，现在已经可以预期这种承认了。

［1］本文原为《学科之争》的第二章“哲学院与法学院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一篇独立的短文，康德最初也没有打算把《学科之争》写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参见第91、 92封信），现把本文单独译出，以飨读者。——译者注

［2］阿布德拉主义得名于古希腊城市阿布德拉(Abdera)，该城市由尼奥尼亚人建于公元前656年，曾多次在战火中被摧毁。该城居民被视为头脑简单的蠢人。——译者注

［3］西绪福斯(Sisyphus)，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国王，因生前犯罪，死后受到惩罚。在地狱，他被迫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刚到山顶，石头就坠下来，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境。——译者注

［4］科耶尔(Gabriel Francois Coyer,1759—1813)，法国耶稣会会士，南锡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译者注

［5］第谷(TychoBrahe, 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在他建立的宇宙体系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绕地球运转，其他行星绕日运转。——译者注

［6］—种古代天文学观点，认为行星的轨道是一个圆［本轮上其圆心的运行轨道又构成一个以地球为圆心的圆（均轮）］。——译者注

［7］毕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1724—1793)，柏林一教会中学校长，地理学家。——译者注

（译自《康德全集》第7卷第7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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